在近现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有二：一是隔海相望的日本，二是边界漫长的苏联。就中苏军事合作而言，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北伐战争前，苏联在南方帮助建立了黄埔军校，并武装了最早的国民革命军，鲍罗廷、加仑等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为大家所熟知；在北方则武装了冯玉祥的部队。由于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发动***政变，以及中苏在中东铁路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1927-1932年两国官方关系严重恶化。同时，苏联转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两国军事合作以这种特殊方式继续存续，这是第二阶段。在抗日战争初期，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中苏又恢复了官方的军事合作，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志愿航空队。卫国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不断介入，使中苏军事合作再次淡出。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很快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苏两国政府迅速发展了全面的军事合作。这也开启了中苏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直到60年代初中苏交恶才告终止。

　　近年来，沈志华、李旦慧、杨奎松等学者，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变迁著述颇多。例如，他们2007年出版了《中苏关系史观（1917-1991）》一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其中中苏军事合作当然是不能回避的话题；而杨奎松2008年出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则对北伐战争前中苏德军事合作亦有颇多涉及。在中苏军事合作的第四个阶段，就是1950-1960年这整整十年，也已有了大量文献。这些著述中，沈志华和李丹慧的新作《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以下简称《见证》）可能是最新的一本，也是比较特殊的一本。其突出特色是“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首创的，它要求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作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传统的口述史虽然脱胎的一般的回忆录，已经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但是采访对象由于记忆的不完整常有讹误，而且难以避免带有鲜明的个人主观色彩，甚至存在对史实的故意隐瞒或曲解。而批判口述史学则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利用现存档案和口述实录的相互校验，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原貌。

　　50年代中苏关系的亲历者多已老去，其中许多都早已不在世了，因此对于这段口述史料的收集和利用十分紧迫。但由于口述史的某些特殊性和敏感性，此类文献的出版并不十分容易。《见证》实际成书于2006年8月，但直到近期才得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就反映了这一特点。《见证》的采访对象是王亚志同志，1946年2月后长期在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作参谋工作，50年代在彭德怀办公室任军事参谋（秘书），60年代又在周恩来办公室任军事秘书，后任总参作战部副处长。在50年代后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前，彭德怀先后担任志愿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一直处于中苏军事合作的前沿，因此王亚志同志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当时不同级别的保密材料。当然在1957-1960年，王亚志同志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对50年代后期中苏军事合作的了解程度可能稍显不足。不过，此时的南京军事学院也深受苏联军事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和正规化过程中，苏联起到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两位参访者和整理人之一的沈志华，多年来不仅在中苏档案发掘和整理上作出了许多贡献，其本人也有一定的军事经验（曾经服役于海军航空兵），这进一步增加了本书的严谨性（当然若干细节仍有少许问题）。

　　50年代初，就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而言，中苏之间有三次大的军事合作：第一次是在新疆，第二次是在华东，第三次是在朝鲜。实际上早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中苏军事合作就已在解放大西北和进军新疆上展开了。而直接指挥上述行动的正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王亚志同志当时在中央军委的工作以及后来长期跟随彭德怀，使其回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当时，中方出钱租用苏联航空公司的45架里-2运输机，将第6军军直机关和第17师（炮兵除外）运抵迪化（即乌鲁木齐）。这次空运在中国军队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苏军事关系史上也是唯一的。但王的回忆仍未提到，也尚无其他资料披露，中方为此究竟支付了多少运费。至于在华东和朝鲜，苏联航空队和高炮部队参战的史实已广为人知，不过在《回忆》一书中仍有较新或者比以往表述得更清晰的内容，例如明确了苏联空军始终没能进驻朝鲜的原因。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真正进入朝鲜境内参战的只有苏军高炮部队。实际上，早在1951年4月就计划苏联空军进驻鸭绿江以南、平壤以北的4个机场，但是美军利用其强大的空中优势，使中朝方面的机场始终没能修建起来。

　　《回忆》全书的重头戏当然是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尽管大部分装备都是苏军已在逐步淘汰的二线装备，但它们的陆续到位不仅大大缓解了朝鲜战场上军事技术劣势，更使驻扎在国内的解放军能够彻底改变多年来装备杂乱低劣的窘况。1949年底，解放军总共编成了23个兵团70个军，作战师数量超过200个。1951年1-2月和5-10月，苏联先后向中国供应了96个师的装备，再加上国产仿制装备的逐步列装，以及原有作战师的撤销和改编，到50年代中期，解放军基本实现了陆军装备的苏式化。空军引进苏联装备更早，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期间，就订购了第一批424架。1950年1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又使用第一笔苏联贷款订购了340架飞机。除了直接订购外，驻华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还向中方作价移交飞机。例如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派驻的13个航空师中，除1个师的装备移交朝鲜外，其余都移交给了中国。虽然其中7个师是落后的米格-9，但作为补偿后又无偿提供了372架米格-15。经过3年朝鲜战争，年轻的中国空军拥有了规模较大的喷气化歼击航空兵。

　　海军得到苏联装备相对较晚，中国由于资金紧张无力购买大型舰艇，即便最初计划引进的少量装备也无法一步到位，而且朝鲜战场对陆战和空战装备的需求也压倒了近海防御和收复岛屿的需求。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1950年8月海军拟定了三年（后改为五年）建设计划，并且提出了著名的“空、潜、快”建军思路，即重点引进和发展海军航空兵、潜艇、鱼雷艇。但直到1953年1月27日，斯大林才答复于第一季度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这也是苏联第一次大批量向中国海军提供武器装备。1953年***，中苏两国才签署了著名的《六·四协定》，中国开始成体系地引进苏联海军装备和技术。客观地说，苏联确有基于国家利益的某些政治考虑和商业头脑，但其海军实力同样也不像70年代以后那样强，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所说的飞机、潜艇、快艇之外“最新的最秘密的东西”，例如先进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苏联自身也不多。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需要政治支持和海军换装升级，由此才加快了中国提供海军装备的步伐，但核潜艇、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也成为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

　　1959年2月4日，中苏两国签署了旨在向中国提供更多技术装备的《二·四协定》，但到1960年7月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实际上，苏联的“突然变卦”并非是没有预兆的，1959年6月苏联就开始单方面暂停执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主要是针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但很快也影响到《二·四》协定。而沈志华和李丹慧根据近年来发掘的俄国解密档案指出，1959年6月之后，中国还在向苏联要求派遣新的军事顾问，并要求将已经在华工作的137名军事专家延期两年，仍然试图把从莫斯科得到的军事技术援助提高到最大限度。虽然各主要军兵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联“撕毁合约”的影响，但影响最深的可能要数核武器和导弹武器了，当然日后中国在国防尖端技术中成就最大的恐怕也是以“两弹一星”成果为代表的上述两个领域。在中苏两国在核武器和导弹武器方面的合作《回忆》一书没有太多的涉及，除了王亚志同志在合作高峰期的1957-1959年不在总部机关工作外，有关合作的高度保密性恐怕也是造成上述记述空白的关键。

　　在师从苏联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适应，这在彭德怀本人身上也有所反映。在二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彭德怀曾多次亲自操炮，但在朝鲜战场上对依据图上坐标间瞄射击，实施步炮协同和徐进弹幕仍不能很好理解，直到获得良好作战效果后，才完全信服苏军条令的科学性。当然笔者认为，其中可能有原因。曾就读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早在1942年就翻译了苏军《合同战术》，抗日战争期间留苏并直接参与卫国战争的刘亚楼，则将更多苏军理论带回到国内，解放军高级将领对苏军理论的认识是有很大不同。另外，我军长期缺乏精确的军用地图，不适应按地图进行部署和实施作战。更多的不适应则在军队建设中出现，是否采用征兵制、薪金制、军衔制也成为了军队建设的矛盾焦点。但这里面既有学习者的原因，也有教授者的原因。由于照搬苏军条令，1956年全军受到惩戒的士兵达10万多人次，其中多数惩戒处罚不当。因不堪忍受惩罚，全军士兵逃亡4000余人次，自杀400余人。因官兵矛盾激化，开枪开炮行凶事件55起。苏联顾问极力想在中国军队推行一长制，虽然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苏军和解放军政治干部的地位和职权是不一样的。关于一长制最终演变成了党内政治斗争，尽管彭德怀并主张或支持全部接纳一长制，但在庐山会议期间后对其的不公正批判中，曾有一长制的意向和举措还是成为了罪名之一。

　　口述史的特点是局部化，但局部会使我们对历史的整体历史空洞化。在建国60周年之际，回顾建国第一个十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之间那段重要历史，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国防工业作为工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而苏联技术和苏联专家所起到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对于那些对军事历史兴趣不大的读者，同样也可以从书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据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8月31日17时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印度尼西亚“帕拉帕－D”通信卫星，火箭一、二级飞行正常，三级二次点火后出现异常情况，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具体原因有关专家正在分析中。

　　好吧，让我们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干的。1997年12月25日，由于俄罗斯质子号火箭第4级发动机故障，将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向美国休斯公司购买的亚洲卫星3号（AsiaSat-3）推入到一条无用的地球静止转移轨道上。发射失败后，休斯公司即开始研究可能的卫星挽救方案。

　　利用月球引力的挽救设想是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Bel Bruno及其同事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星上尚存有1700kg燃料，可利用其中一部分将卫星推入另一条轨道，使其经过一个“弱稳定的边界区”（受到地球和太阳或月球引力达到平衡的区域）。在此区域内，可以利用很小的推力实现大幅度地改变卫星的轨道参数。这个方案，经休斯公司研究后，认为不可行。原因是卫星距地面约数十万千米，地面测控站的跟踪和遥控将难以进行，同时卫星将运行3-5个月才能到达那个区域，整个变轨过程太长。但休斯公司汲取了这一方案的创造性思想，即利用月球引力来改变卫星的轨道，为此设计了一个下图所示的新的挽救方案。

图：挽救亚洲三号卫星的轨道机动策略

　　《经济研究》的特殊意义，既与它所在的经济所的地位相关，也有其独立的学术地位。这本1955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8年复刊的杂志，进入改革时代，经历了鲜为人知的转型过程，到1980年代中期，成为探索改革开放的学术平台，领风气之先。

　　几乎全世界都在老龄化，美国人口统计局7月2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40年时全球人口将达93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提高一倍，由7%提高到14%。全球人口老龄化将在2010年后不久加速。到2015年时，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超过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从比例上看，发达国家老龄人口比例较高，但发展中国家正在迎头赶上。到2040年，全球76%的老龄人口都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如今该比例为62%。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到2040年时中国的老龄人口比例将由目前的8.3%提高到22.6%。

　　发达的OECD国家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而其中最严重的是日本，65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日本总人口的21.5%。随着出生率的不断降低，到2040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由22.6%提高到34.4%，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而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缩减为8900万。美国的情况要好得多，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拥有最高的人口增长率，这主要归功于生育率较高的拉美裔美国人。但美国一样要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对其已经超负荷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产生更大的压力。老龄化还困扰着新兴经济体，预计到2040年，俄罗斯总人口将减少2400万，降幅为21%。中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理论界在讨论人口红利何时消失，而媒体在炒作是否开禁生二胎。而低收入国家则受到双重夹击，贫困造成的低出生率和艾滋病与饥荒造成的高死亡率共振，损失的主要是青壮年人口。

　　阿拉伯世界的情况则迥然不同，22个阿拉伯国家中，包括战乱不止的巴勒斯坦，绝大部分人口都在25岁以下，人口老龄化似乎根本不是问题。毫无疑问，阿拉伯世界的高生育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然后要养活这些年轻人，必须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否则同样遗患无穷，例如沦为恐怖分子。另外，阿拉伯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和大范围流动也将成为未来的主要趋势，这种趋势丝毫不次于中国向全球输出人口和拉丁裔移民美国。阿尔及利亚黑脚已经成为了法国多年来的一大政治问题，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在一些人口萎缩的发达国家复刻。

　　6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播罗京罹患癌症病逝。7月1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前著名记者和主持人克朗凯特以92岁高龄辞世。当然，中国人一定会更熟悉罗京，至于CBS的记者和主持人最熟悉的也肯定是采访过邓小平、江泽明等中国领导人的华莱士。

　　尽管我们不应当对逝者不敬，但罗京无论如何是无法与克朗凯特相提并论的，克朗凯特在50-70年代见证了一连串重要的历史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法国五月风暴、越南战争、阿波罗登月、尼克松访华、水门事件，等等……当然，罗京毕竟还是经历了一些的，10年前的三场政治斗争——取缔邪教组织***、反击李登辉两国论、抗议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无论如何是不能和那些事件相提并论的，唯独20年前我们不大好讲的某件事，但让我们听的是不是我们要听的东西呢。否则，我们可能需要将上镜率颇高的朝鲜某些主持人抬到相当的地位。

　　克朗凯特被誉为“最受信任的美国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克朗凯特是告诉我们一天中最重要新闻的人，是在这个不确定世界中一个确定的声音。他值得我们信赖，他也从未令我们失望。”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可能将“最受信任的中国人”这样一个头衔戴到罗京头上，尽管有不少老人依旧相信官方媒体的一切。我相信在CCAV这样的称呼年轻一代中广为流传的时候，他们恐怕不会将任何一个CCTV的主持人称为“最受信任的中国人”。

　　不过，我也反对《南方人物周刊》上赵忠祥的观点，这位罗京在播音事业上的前辈认为，罗京去世的消息在《新闻联播》上反复播报，这是越位的。他说：“一个国家的体制、仪式，从封建社会来讲，都是有规定的，是有制的，一级一级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级别。罗京这次，《新闻联播》里面为他不是报了一次，而是几次的报道，我觉得超过了党和国家一般领导人的规格。”我想，赵忠祥的话用更规范的语言来说，不是什么越位和破格，而是违制，祖宗之法不可变嘛。

　　一个独立的媒体，可以为自己的工作人员给予身后特殊的关照，只要加诸其上的殊荣不引起公众的反感即可。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底线，但反映的却是媒体的独立性。我们也全然可以唱唱高调，毛泽东在老三篇中讲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

　　如果我们以毛泽东的方式来理解，罗京在身后依旧为我党的宣传事业继续工作了一把，堪称永远再发不出声的喉舌。如果我们以前一种方式来理解，中央电视台通过越位、破格、违制来试探着全新的生存空间，在现行体制的夹缝中寻找国家电视台存在的必要性。我喜欢罗京的死后一种意义要大于前一种意义。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每场经济危机都是财富蒸发的过程，纸面财富为主的富豪在其中损失自然尤大。2005年时，全球共有880万所谓的高净值富人，拥有着超过33万亿美元的财富。到2007年时，高净值富人已经达到了1010万人，拥有财富总额超过了40万亿美元。在全球金融危机打击下，2008年高净值富人降低到了860万人，约150万人被从顶级富豪行列中扫地出门，拥有的财富总量则回到了2005年的水平。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幸存的860万人，不难想见越是门槛附近的富人地位越摇摇欲坠，作为金字塔的底座他们的进进出出更为频繁。所以有理由相信，高净值富人的构成很有可能也被洗牌了一次。但是对于大多数金字塔上端的富人来说，财富缩水是绝对的，但是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很强，越富还是越安全。这一遭不过只是一觉回到了三年前，并非一觉回到三十年前。

　　公务员考试热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年头了，在今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素有铁饭碗之称的公务员再次受到了追捧。根据张亚群的观点（《书屋》2005年第1期），从隋朝绵延千余年到1905年寿终正寝的科举制度，实际是选材考试和选官考试合二为一的制度。科举制度废弃后，选官和选才两大功能便告分离，然而自1977年回复高考以来（见新片《高考1977》），分别承担上述两大功能的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却相继在各自的领域内狂飙突进，着实让国人叹为观止了。在老百姓眼中考取公务员即是谋得一官半职，因此即便是大学生到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作，也被人们按照“官本位”的模式称为所谓的“村官”。十分有趣的是，就算今人经常说的所谓“秩序”一词，其中的“秩”字在古文中还有俸禄和职级的含义，也沾了那么一星半点的“官气”。然而在中国行政制度史的概念范畴内，在“官本位”形成之前其实还有一重要的“爵本位”。

　　最近听说上海文化产业交易所在外高桥保税区成立。我朝过去很喜欢搞专业市场，现在很喜欢搞要素市场，还喜欢把原本就无形的市场有形化，其本质还是小农和市侩的“自由市场”习气（集贸市场的意思）。退一万步讲，我觉得即使这个市场有必要建，建在福州路、多伦路，甚至文庙这种地方，也要比去外高桥这种没文化的地方要好。就好比北京也搞一个文化产业交易所，不去北漂活跃的社区或者琉璃厂，非要跑到中关村去一样荒唐可笑。

　　《我的法兰西岁月》是一部较新的主旋律影片，其中有这样一段史实。周恩来、陈毅、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了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借外债打内战的“拒款斗争”，它们以和平情愿的名义把驻法公使骗到会场，然后借人数众多威逼其表态反对政府借款。结果会场失控，大批请愿者将驻法公使及其从员暴打一顿，达到目的后陈毅随即宣布“今天的会议胜利结束”。

　　由此我不由想到另一部较早的主旋律影片《周恩来》。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成为冲击的对象，造反派要揪斗外长陈毅。于是，周恩来陪同陈毅到人民大会堂与革命小将见面，也是会场失控，小将们冲上了主席台。周恩来便指责造反派违背“文斗不武斗”的承诺，立即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还要由小将们承担一切责任。呜呼哀哉，世间果有报应乎？

　　如果撇开甲午战争后五十年中的腥风血雨，我们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基本上是恒定的，即日本在地理上和我们“一衣带水”而在文化上和我们“同文同种”。从中日交往的历史来看，自三国时代至近代之前的一千六百余年中，日本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中的一员，在不断学习中国的过程中发展、成熟。因此，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认为，中日两个民族在历史、文化和精神上是非常接近的。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当中亦有体现，尤其是针对前近代日本的研究，我国学者几乎无不侧重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输出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引入。可这样的研究解释却不足以解释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日这两个渊源如此深远、文化如此相近的国家，为何会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对于这个困扰了中国人百有余年的难题，如果研究者专将视线集中在日本近代以后的历史上的话，是难以求得真实可信的答案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日本的历史文化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即便在日本存在所谓近代的“突变”或“飞跃”，也必然是在前近代日本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只有通过对日本历史全面、深入的研究，今人才能揭示近代以后日本的发展轨迹，才能更好的解答这道难题。可国内普遍存在的对前近代日本的文化优越感和近代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痛，使国人常常难以克服主观情绪，对日本的历史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而国内的日本史研究者对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也鲜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日本史研究上，长期重古代、近现代而轻中世纪，重中日关系、抗日战争而轻日本国史的失衡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透过中日以外的“他者”的视角来考察日本的历史，不失为是一个另辟蹊径的好办法。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在海内外享有高度评价的康拉德·托特曼著《日本史》（第二版）恰好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本书原是美国“布莱克韦尔世界史”丛书中的一种，撰写本书的康拉德·戴维斯·托特曼（Conrad Davis Totman）是美国一位研究日本早期近代（Early Morden，这个词在日本史学界的对应概念是“近世”）的历史和文化的知名学者。他于1934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郡康威镇上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托特曼的学术生涯始于马萨诸塞大学，因为从小就爱好园艺，所以他选择了装饰园艺作为自己的专业。然而，令托特曼感到失望的是，他在马萨诸塞大学并没有学到想要学习的东西。于是托特曼在1953年大学毕业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自己未来方向的决定—投笔从戎。从1954年6月开始，作为陆军医疗分队的一员，先后在韩国和日本服务了3年。正是在这三年的服役期中，更确切地说，是1955—56年在东京的那一年，让托特曼头一回领略到了日本文化的魅力，并激起了他对日本的学术兴趣。退役回国之后，托特曼先是重返母校，改投历史专业。毕业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深造，凭借一篇研究德川时代政治史的精彩论文，在196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托特曼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直到1997年以名誉教授的头衔从耶鲁退休。

　　在美国的日本史学者世系中，托特曼是战后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即第四代学者中的中坚之一。他著述颇丰，除了这部《日本史》外，还撰有《德川幕府的政治：1600-1843》、《佩里之前的日本简史》、《日本近代林场的起源：秋田的个案》、《早期近代的日本伐木业》和《早期近代的日本》等代表作。以1985年出版的《日本近代林场的起源：秋田的个案》一书为标志，托特曼的研究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他的研究重点是江户时代的政治史，而在此之后，他开始采用社会生态学（ecological）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也从江户政治史扩展到了近世和近代的日本林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的是托特曼在2005年推出的，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全书分为三编、二十章，总计80万字，涵盖了从公元前8000年到21世纪，日本列岛上上人类活动的历史。本书是托特曼一生学术成就的集大成之作，社会生态学对生物群落（biocoenosis）与群落生境（biotope），即生态系统(ecosystem)的关心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人类中心生物群落随意扩张开发建立起来的那些区域，以及人类对陆地和海洋其他区域正在进行之中的伤害，破坏着陆地和海洋区域的生物出产，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摧毁着物种与生物群落……我们生态状况的这种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对生活的生活的展望，迫使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记录重新审视。正式这样的考虑，使得我撰写了这本书”。就是说，托特曼写的并不是一部普通的日本通史，而是一出日本列岛上人类与环境互相影响，共同演变的活剧。也正因为如此，作者淡化了日本的特殊性，突出了日本社会与人类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共性，强调了环境和资源对生产方式、人口增长的历史变化以及社会结构、权力转移和文化生产的决定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路，作者对日本的历史作出了独树一帜的分期—早期采集渔猎者社会、晚期采集渔猎者社会、分散农业社会、强化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具体阐述五个时期的时候，托特曼基本上都是从环境、资源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的。不仅如此，他在书中还一再强调了资源获取在日本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与美国日本史学界的前辈学者乔治·桑塞姆（George Sansom）的三卷本《日本史》和经典的四卷本《剑桥日本史》相比，托特曼的《日本史》在讨论历史事件的细节方面肯定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但它的优点也是不容否认的。这部《日本史》为不了解日本历史的普通读者建构了一个从史前时代到21世纪的日本历史的全面而又易懂的框架。正如某位美国读者所评论的那样，在三部《日本史》中，托特曼的书是“最有趣、最易懂和让人享受的一部”。具体地来说，托特曼对江户时代和近现代日本社会的论述是全书最具功力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托特曼在江户时代方面学殖深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近现代文献的丰富和相对易懂有利于美国学者发挥他们善于学理分析的优势。尽管如此，托特曼的这部著作也并非全无问题，特别是为了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他在行文和引用当中，对某些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专有名词进行了改写，对头绪繁杂的历史事件也做了简化和省略。这或许有助于西方的普通读者的阅读，但对从事日本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来说，却反过来增加了发生误读的可能性。然而，暇不掩瑜，诚如《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中的一篇书评所写的：“学生和普通读者们一定会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获益”。

　　至于本书的汉译工作，能将一部80多万字且内容庞杂的日本史专著翻译完成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不仅如此，王毅博士的译文不但文笔流畅而且通俗易懂，足见他在翻译过程中所花费的心血。若非如此,势必要增加中国读者阅读此书的难度。然而，不得不提的是，译文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历史方面的“硬伤”，比如，在第88页的第14行，译者将藤原北家错译成“北房”，另外，在第205页的第8行将“杂贺”误译为“西鹤”。除此以外，将作者引用的日本史料按英译原样译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读者的理解。

　　总而言之，这并不是一部适合中国普通读者阅读的日本通史，在这方面，本书的作用或许尚不如约翰·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一书。但托特曼的这部大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美国学者使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从整体上解释日本历史发展轨迹的成就。为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日本、看待中日关系提供了参照系。为此，我衷心地向各位读者推荐这部不凡的《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