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热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年头了，在今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素有铁饭碗之称的公务员再次受到了追捧。根据张亚群的观点（《书屋》2005年第1期），从隋朝绵延千余年到1905年寿终正寝的科举制度，实际是选材考试和选官考试合二为一的制度。科举制度废弃后，选官和选才两大功能便告分离，然而自1977年回复高考以来（见新片《高考1977》），分别承担上述两大功能的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却相继在各自的领域内狂飙突进，着实让国人叹为观止了。在老百姓眼中考取公务员即是谋得一官半职，因此即便是大学生到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作，也被人们按照“官本位”的模式称为所谓的“村官”。十分有趣的是，就算今人经常说的所谓“秩序”一词，其中的“秩”字在古文中还有俸禄和职级的含义，也沾了那么一星半点的“官气”。然而在中国行政制度史的概念范畴内，在“官本位”形成之前其实还有一重要的“爵本位”。

　　最近听说上海文化产业交易所在外高桥保税区成立。我朝过去很喜欢搞专业市场，现在很喜欢搞要素市场，还喜欢把原本就无形的市场有形化，其本质还是小农和市侩的“自由市场”习气（集贸市场的意思）。退一万步讲，我觉得即使这个市场有必要建，建在福州路、多伦路，甚至文庙这种地方，也要比去外高桥这种没文化的地方要好。就好比北京也搞一个文化产业交易所，不去北漂活跃的社区或者琉璃厂，非要跑到中关村去一样荒唐可笑。

　　《我的法兰西岁月》是一部较新的主旋律影片，其中有这样一段史实。周恩来、陈毅、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了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借外债打内战的“拒款斗争”，它们以和平情愿的名义把驻法公使骗到会场，然后借人数众多威逼其表态反对政府借款。结果会场失控，大批请愿者将驻法公使及其从员暴打一顿，达到目的后陈毅随即宣布“今天的会议胜利结束”。

　　由此我不由想到另一部较早的主旋律影片《周恩来》。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成为冲击的对象，造反派要揪斗外长陈毅。于是，周恩来陪同陈毅到人民大会堂与革命小将见面，也是会场失控，小将们冲上了主席台。周恩来便指责造反派违背“文斗不武斗”的承诺，立即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还要由小将们承担一切责任。呜呼哀哉，世间果有报应乎？

　　如果撇开甲午战争后五十年中的腥风血雨，我们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基本上是恒定的，即日本在地理上和我们“一衣带水”而在文化上和我们“同文同种”。从中日交往的历史来看，自三国时代至近代之前的一千六百余年中，日本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中的一员，在不断学习中国的过程中发展、成熟。因此，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认为，中日两个民族在历史、文化和精神上是非常接近的。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当中亦有体现，尤其是针对前近代日本的研究，我国学者几乎无不侧重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输出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引入。可这样的研究解释却不足以解释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日这两个渊源如此深远、文化如此相近的国家，为何会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对于这个困扰了中国人百有余年的难题，如果研究者专将视线集中在日本近代以后的历史上的话，是难以求得真实可信的答案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日本的历史文化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即便在日本存在所谓近代的“突变”或“飞跃”，也必然是在前近代日本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只有通过对日本历史全面、深入的研究，今人才能揭示近代以后日本的发展轨迹，才能更好的解答这道难题。可国内普遍存在的对前近代日本的文化优越感和近代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痛，使国人常常难以克服主观情绪，对日本的历史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而国内的日本史研究者对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也鲜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日本史研究上，长期重古代、近现代而轻中世纪，重中日关系、抗日战争而轻日本国史的失衡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透过中日以外的“他者”的视角来考察日本的历史，不失为是一个另辟蹊径的好办法。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在海内外享有高度评价的康拉德·托特曼著《日本史》（第二版）恰好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本书原是美国“布莱克韦尔世界史”丛书中的一种，撰写本书的康拉德·戴维斯·托特曼（Conrad Davis Totman）是美国一位研究日本早期近代（Early Morden，这个词在日本史学界的对应概念是“近世”）的历史和文化的知名学者。他于1934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郡康威镇上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托特曼的学术生涯始于马萨诸塞大学，因为从小就爱好园艺，所以他选择了装饰园艺作为自己的专业。然而，令托特曼感到失望的是，他在马萨诸塞大学并没有学到想要学习的东西。于是托特曼在1953年大学毕业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自己未来方向的决定—投笔从戎。从1954年6月开始，作为陆军医疗分队的一员，先后在韩国和日本服务了3年。正是在这三年的服役期中，更确切地说，是1955—56年在东京的那一年，让托特曼头一回领略到了日本文化的魅力，并激起了他对日本的学术兴趣。退役回国之后，托特曼先是重返母校，改投历史专业。毕业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深造，凭借一篇研究德川时代政治史的精彩论文，在196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托特曼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直到1997年以名誉教授的头衔从耶鲁退休。

　　在美国的日本史学者世系中，托特曼是战后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即第四代学者中的中坚之一。他著述颇丰，除了这部《日本史》外，还撰有《德川幕府的政治：1600-1843》、《佩里之前的日本简史》、《日本近代林场的起源：秋田的个案》、《早期近代的日本伐木业》和《早期近代的日本》等代表作。以1985年出版的《日本近代林场的起源：秋田的个案》一书为标志，托特曼的研究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他的研究重点是江户时代的政治史，而在此之后，他开始采用社会生态学（ecological）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也从江户政治史扩展到了近世和近代的日本林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的是托特曼在2005年推出的，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全书分为三编、二十章，总计80万字，涵盖了从公元前8000年到21世纪，日本列岛上上人类活动的历史。本书是托特曼一生学术成就的集大成之作，社会生态学对生物群落（biocoenosis）与群落生境（biotope），即生态系统(ecosystem)的关心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人类中心生物群落随意扩张开发建立起来的那些区域，以及人类对陆地和海洋其他区域正在进行之中的伤害，破坏着陆地和海洋区域的生物出产，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摧毁着物种与生物群落……我们生态状况的这种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对生活的生活的展望，迫使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记录重新审视。正式这样的考虑，使得我撰写了这本书”。就是说，托特曼写的并不是一部普通的日本通史，而是一出日本列岛上人类与环境互相影响，共同演变的活剧。也正因为如此，作者淡化了日本的特殊性，突出了日本社会与人类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共性，强调了环境和资源对生产方式、人口增长的历史变化以及社会结构、权力转移和文化生产的决定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路，作者对日本的历史作出了独树一帜的分期—早期采集渔猎者社会、晚期采集渔猎者社会、分散农业社会、强化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具体阐述五个时期的时候，托特曼基本上都是从环境、资源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的。不仅如此，他在书中还一再强调了资源获取在日本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与美国日本史学界的前辈学者乔治·桑塞姆（George Sansom）的三卷本《日本史》和经典的四卷本《剑桥日本史》相比，托特曼的《日本史》在讨论历史事件的细节方面肯定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但它的优点也是不容否认的。这部《日本史》为不了解日本历史的普通读者建构了一个从史前时代到21世纪的日本历史的全面而又易懂的框架。正如某位美国读者所评论的那样，在三部《日本史》中，托特曼的书是“最有趣、最易懂和让人享受的一部”。具体地来说，托特曼对江户时代和近现代日本社会的论述是全书最具功力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托特曼在江户时代方面学殖深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近现代文献的丰富和相对易懂有利于美国学者发挥他们善于学理分析的优势。尽管如此，托特曼的这部著作也并非全无问题，特别是为了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他在行文和引用当中，对某些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专有名词进行了改写，对头绪繁杂的历史事件也做了简化和省略。这或许有助于西方的普通读者的阅读，但对从事日本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来说，却反过来增加了发生误读的可能性。然而，暇不掩瑜，诚如《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中的一篇书评所写的：“学生和普通读者们一定会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获益”。

　　至于本书的汉译工作，能将一部80多万字且内容庞杂的日本史专著翻译完成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不仅如此，王毅博士的译文不但文笔流畅而且通俗易懂，足见他在翻译过程中所花费的心血。若非如此,势必要增加中国读者阅读此书的难度。然而，不得不提的是，译文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历史方面的“硬伤”，比如，在第88页的第14行，译者将藤原北家错译成“北房”，另外，在第205页的第8行将“杂贺”误译为“西鹤”。除此以外，将作者引用的日本史料按英译原样译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读者的理解。

　　总而言之，这并不是一部适合中国普通读者阅读的日本通史，在这方面，本书的作用或许尚不如约翰·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一书。但托特曼的这部大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美国学者使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从整体上解释日本历史发展轨迹的成就。为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日本、看待中日关系提供了参照系。为此，我衷心地向各位读者推荐这部不凡的《日本史》。

　　一个多月前中国刚刚创设了一家新的智库，这就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从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上退休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出山担任中心的理事长。从人事安排上看，国经中心难免还要遭到“养老院”、“挂虚职”之类的诟病，但形式上仍然汇集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不同来源的人员。明显得到高层支持的国经中心也绝对不会像一些民间研究机构那样，长时间处于无课题“空转”等米下锅的状态，第一轮便获得了多达19项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波、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谈到智库，特别是国外著名智库，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兰德公司作为国际标杆，往往也成为衡量中国智库发展水平的对象，想必刚刚成立的国经中心也不会例外。

　　尽管兰德盛名在外、地位显赫，蜻蜓点水谈及兰德公司的书籍委实不少，但国内以兰德公司为讨论和研究对象的著作却并不多，相反偏见和误解却非常普遍。在我看来当不致如此，关于兰德公司更多的材料恐怕更多地被写入了内参中，平头百姓自然无法看到。另外，尽管兰德公司现在建立了非常完备的官方网站，通过网站能够查阅到关于兰德公司及其研究成果的大量信息，但在网络不甚发达的年月要凭借有限的资料，对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兰德公司展开评述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2008年是兰德公司创建60周年，对中国人来说整好一个甲子，阿利克斯·阿贝拉（Alex Abella）的《理性的战士》（Soldiers of Reason）在美国出版，早年以出版批判阅读书籍而闻名的新华出版社迅速引进和翻译了这本书，并根据市场运作的需要改名为《白宫第一智囊》来增加些许噱头，还在封底加上了有些揭秘猎奇色彩的评语——“第一部关于美国政府头号智囊兰德公司的秘密历史”。为了尊重新华出版社的良苦用心，在评述此书时本人还是决定使用中译本的新书名。

　　其实对兰德公司的公众偏见在美国也十分常见，虽然美国人可能不会像苏联《真理报》那样，在冷战期间将其称之为“科学与死亡的研究院”，但由于兰德公司非常深入地卷入了越南战争，加上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的讽刺作品《奇爱博士》，兰德公司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早在1948年创立时，兰德公司的宗旨就宣示为“促进和推动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在防务上无节制烧钱的时代结束了，兰德公司终于能够放开手脚，凭借其储备的各类专业人才，将研究领域拓展到能源和环境、医疗和卫生、交通和基建、人口和老龄化、劳工问题、儿童政策、毒品滥用、社会正义、科学技术、教育乃至艺术上，而并非完全集中在国家安全、国际关系、恐怖主义等传统强项上。只不过人们似乎总是对那些影响社会福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生兴趣有限，还是会将注意力集中到兰德公司那些有更多隐秘色彩的研究项目上。仅以经济学家而论，获得诺贝尔奖的萨缪尔森（1970）、阿罗（1972）、库普曼斯（1975）、西蒙（1978）、舒尔茨（1979）、托宾（1981）、德布鲁（1983）、索洛（1987）、马克维茨和夏普（1990）、科斯（1991）、贝克（1992）、纳什（1994）、维克瑞（1996）、赫克曼（2000）、史密斯（2002）、奥曼和谢林（2005）、菲尔普斯（2006）都曾接受过兰德公司资助或者在兰德公司供职，最新的一位是2007年的赫尔维茨，但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到底搞过哪些与“杀人”有关的研究，而电影《美丽心灵》干脆将纳什在兰德公司的经历描绘得神乎其神。

　　从这个角度讲，《白宫第一智囊》这本书也不能免俗。这远远不是一本厚书，但直到第六部分的第23章（最后一章）才谈到了一些兰德公司的新变化。兰德公司已经越出美国开展业务，如果说在英国剑桥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设立分支机构仍然算是建在盟国的话，那么2003年在卡特尔的多哈建立办事处意义可能更为明显。受卡塔尔埃米尔的邀请，兰德公司开始重新编写该国的教科书，意图建立起温和的伊斯兰教育品牌。但在本·拉登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严重，这无疑又是美国荼毒伊斯兰年轻一代的确凿罪证，或者成为“中国不高兴者”能够借题发挥的绝佳素材。从积极的方面看，《白宫第一智囊》的作者将兰德公司的新尝试作为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并且为作明确倾向性的结论。作者认为兰德公司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原因就潜藏在其曲折的发展历程中。而在外人看来五角大楼养着的兰德公司，其走过的道路怎么都应该是平坦宽阔的康庄大道，只是在具体课题上免不了磕磕绊绊一下，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兰德公司与五星上将阿诺德的提携是分不开的，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就是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如果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在19世纪后半叶奠定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根基，那么冯·卡门在题为《通向新地平线》的著名报告中提出建立一所不招收学生、只为军方开展研究的学院，则已经勾勒出后来兰德公司的概念轮廓，尽管后来兰德公司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生院。阿诺德的另一名顾问科尔博姆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副总裁雷蒙德的特别助理，而道格拉斯本人与阿诺德又是儿女亲家，于是兰德公司的前身研究和开发计划（Research and Devleopment）花落道格拉斯在中国人看来会是典型的裙带关系使然。福特基金会的出资使兰德公司能够脱离道格拉斯公司的母体，更方便地从空军获取与后者有竞争关系的承包商的资料，但不断膨胀的兰德公司花了更多时间才挣脱空军的束缚。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出身又兼为职业经理人的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的支持下，将戏称为神童专家组的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带到五角大楼和白宫决策圈，却使其与空军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化。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兰德公司的研究使国防预算分散化了。

　　1967年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已经越陷越深，不再享有空军无限制资金支持的兰德公司计划更广泛地介入公共政策，意图纠正在过去20年中越走越偏的发展道路，并转向非政府渠道寻求更多资金支持。尽管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理想为其创造了机会，但转型中的兰德公司仍遭遇到重重阻力，在约翰逊总统支持下成立的城市学院虽然采用的是典型的兰德方法，却阻挠兰德公司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直到与纽约市结盟之后，兰德公司这个军事智囊团才终于能够以合法的姿态将业务扩展到社会研究领域，纽约市—兰德研究员为其实现民间和军事项目的平衡铺平了道路。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80年代里根总统的上台和冷战进入最后的疯狂，使兰德公司在其传统强项上依旧可以大展拳脚。

　　到目前为止，中国智库型研究机构，无论是官方背景的还是民间发起的，以兰德公司的发展阶段而论都才刚刚起步。国内智库在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方法创新上面临压力的同时，或许仍在遭遇兰德公司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的那些困境和迷茫，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制度性难题。《白宫第一智囊》尽管只是一部不太完善的简史，难以让读者一窥兰德公司的究竟，仅一个兰德公司也不足以反映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政府决策咨询的全貌，但对于成长中的中国智库型研究机构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其中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从1981年5月成立，到1985年6月与其他两中心合并，在短短4年时间里，以崭新的、年轻的面貌，以自由的、奔放的风格，以四两拨千斤的势能，开辟了决策咨询的新天地。

　　谈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又要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经济结构调研组”说起。当初成立结构组，是为了研究现代国家比较理想的经济结构到底该是什么样子。1979年组织起来的结构组，历时十个月完成了大规模的调研。时间到了1980年春天。结构组组长马洪不想让这个队伍散掉，琢磨着以什么形式把队伍保留下来。他想建立一个民间的、非官方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是叫经济技术中心呢？还是技术经济中心？或者索性就技术中心？大家意见不一。朱嘉明记得他主张技术在先。理由大概是说经济发展需要技术推动。加之，此时已经有了薛暮桥领导的经济研究中心。1981年5月，马洪给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打报告，申请建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那是一份手写的申请。按中国人的习惯，手书是最郑重的。很快，申请就得到了政府的批准。既然批准了，就要刻图章。办公室主任张泽厚问马洪，这章怎么刻？是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还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说：“我们就是民间的，不搞理论，就搞技术经济。”张泽厚说：“咱们中国的国情是，如果没有官方的牌子，人家不理睬你。前一阵儿，您调各部的计划司司长来汇报工作，是因为国务院结构组的名义和您的威望。如果咱们只是一个民间机构，人家不会听，召集开会也不会来。前面还是应该有一个帽子，或加中国，或加国务院”。马洪采纳了张泽厚的意见。

　　马洪提出中心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常务干事，不用局长、部长等官称。张泽厚说，技术经济中心成立初期，外出参加一些会议时，对中心不太熟悉的主办单位，往往把他们的座位排在远远的次要地位，而把各部委的司局长安排在主要位置。他们的发言也被忽视。后来，中心在定职位时，不得不从俗，加上一个“长”字。

　　此时，马洪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所以，几位专职研究人员都来自工经所：朱嘉明，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王慧?和李伯溪，是马洪首创向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时考入工经所的。马洪希望技术经济中心以青年为主力。据说他有几个选人条件：一是好学校；二是学理工科；三是最好不是干部子弟。按照这个标准，工经所办公室主任许淑贤和张泽厚去北大、清华、人大物色人才。1981年11-12月，中心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是人大统计系的皮声浩、信息系的许小年、北大数学系的李善同、清华经管系的程秀生。李善同记得清楚，许小年11月14日报到，比自己早两天。当时规定，上半月来的，给1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给半个月工资。李善同“耿耿于怀”这两天之差，相差出了半个月的工资。1982年，丁宁宁、惠小兵、陈越、唐若霓、苗复春、曹思源等进入中心；1983年，中心又从清华招了几位研究生，有经管系的郭励弘、庞旁选，机械系的鲁志强，精密仪器系的周林。张泽厚笑着回忆：“鲁志强老翻旧账。当年他拿着介绍信到中南海来报道，我问他：‘你的组织关系呢？’‘什么组织关系？’‘党组织’，‘我不是党员’。其实我是看过他的档案的，可见当时并没有政治挂帅，居然把他不是党员的事儿给忘了。”

　　进入1980年代的中国，没有哪一项决策是单纯的改革问题、发展问题或产业政策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有能力将这些问题统一起来考虑。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避免重蹈过去几十年的决策失误，是当时那届政府的一个突出特征。这需要创建新型的决策咨询机构。可以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是应运而生的。

　　我的面前摊着一片泛黄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简报》，从1981年第1期到1984年；还有《参阅》、《技术经济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山西煤炭开发问题论证会议资料》、《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简报》、《石油经济专刊》等等，真是看得我目瞪口呆。其研究领域之宽广，研究程度之深入，研究方法之创新，每一桩每一件之兴师动众，上达总理下至基层，令人难以想象。略数一下：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规划、200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坑口发电、海洋石油开发、三峡电站、核电站、核废料处理、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消灭森林赤字、消费品生产、农业发展战略、公路运输发展战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这是一个可以持续写下去的清单。仅1983年一年，技术经济中心的研究课题就有90项。90项啊！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马洪选了几位了不起的人作为技术经济中心的临时召集人。他们是：孙尚清、林汉雄、林自新、林宗棠。孙尚清是经济学家，和马洪搭档结构组的调研；林汉雄是水电专家，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浩（林育英）的儿子，林彪的侄子。张浩在延安病逝时，毛泽东曾亲自为他抬棺，这也是他平生惟一一次抬棺。张浩临死时，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林汉雄学了水电，后来担任过建设部部长；林自新是中国科技情报所所长；林宗棠是电力、机械专家，后来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多么完美的知识结构！他们不过是50岁左右的年纪。在1981年5月26日的碰头会上，五位设计师讨论中心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提出建立精干的工作班子；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组织，充分发挥有关单位和专家的力量；邀请24家单位作为中心的基本力量，建立一批协作单位，包括各部委规划院、设计院、研究院、科学院各学部、科委各学科组、科协的学会等，外加委托研究。也就是说，依靠、整合中国现有的科研力量，是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功的秘诀所在。这就是马洪说的，“中心不仅靠自身研究，更重要的是组织研究”。所谓“组织研究”，就是以小博大，以少控多，体现高效和能量。

　　技术经济中心还聘请了一批顾问，像机械工业部的沈鸿，清华大学的张维，国家计委的徐礼章、董晨，科学院的邓裕民，水电部的苏哲文等。今天很多两院院士，都参与过当年技术经济中心的课题。在中心内部，则组成农业、能源、交通、机械、消费品、化工、冶金、建材、可行性研究等专题组。年轻人有各自联系的部委和研究机构。按照马洪设计的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图，一张以技术中心为中心的大网撒开了，继而向纵深编织这个网络。很多省也相应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使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了解和掌握国情的支点。上下左右的联系直接而有效，频繁而亲密。马洪，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一条决策咨询的道路，超越条条块块，超越学科专业，打破中央地方界限。把经济、技术、工程相结合，同时考虑制度因素，使前者不空洞，后者不孤立。

　　1981年6月，国务院领导人指示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对开发山西煤炭的问题进行论证。在7月召开的第一次论证会上，余秋里副总理提出“六五”、“七五”要重点开发山西煤炭。不利因素是，运输紧张，缺水。他希望找出一个或几个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的方案来。他说：“如果你的方案比我的好，我给你磕三个响头，逢年过节去朝拜你。”课题开始时，人们把较多的目光放在“山西到底有多少煤炭储量”上，争论不休。马洪听了几次会，就意识到这种争论没有意义。他说，山西的煤炭究竟够用30年还是50年不用再争了，关键是有了煤如何能够运出来。马洪把山西能源基地规划的重点转移到运输问题上。经过反复勘查、论证，最后筛选出若干条铁路出口和公路出口，为“晋煤外运”奠定了规划基础，也为后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能源保证。中心还协助山西省政府编制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1981-2000年），这是我国进行长期区域综合开发规划的首次探索。经过近1400人13个月的工作，于1983年5月取得阶段成果，完成了近700万字的专题研究报告，积累的原始材料及报告数量有1公尺高。但是，在给中央领导写报告时，马洪要求文字不能超过2000字。他说：“搞政策研究的，一定要学会抓主要内容，写短报告。不仅要短，而且思路要清楚，语言要平实。”

　　以前中国的投资项目不做可行性研究，李伯溪说，是马洪提出要把国外的可行性研究引入，形成中国的方法。为此，中心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与建设项目参数的研究。马洪布置起草《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作为有关部门执行的参考。他总负责，王慧炯、李泊溪分管，具体的起草则落在刚毕业的人大硕士许小年和清华工学学士丁宁宁身上。在这里，每个年轻人都要挑大梁，干中学，学中干。从此，可行性研究进入了中国投资决策体系。马洪的思想非常明确：我们“不做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而是研究可行性的可行性”。

　　中心还成立了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组，组织和引导数学模型在各种经济分析预测中的应用。1981年9月模型组的工作会议上，推出了3个模型：国家计委综合局的国民收入宏观预测模型；社科院经济所的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与最终使用模型；工经所的投入产出动态活动模型。这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世纪末的20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也就是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为此，1982年10月，中心确定了《2000年的中国》作为研究课题。任务是描绘出比较清晰具体的图像，描绘出200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可供选择的途径和相应的决策。此时，世界银行正在进行《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与选择》研究，二者几乎同步进行，两边的研究人员也经常交流。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有科协108个学会和其他研究机构和实际部门。1985年初，马洪布置十个课题组分别选取一两个重要建议以择要的形式上报中央，字数限定在2000字以内。最后，他们上报了25条政策建议，直接影响了中央决策。其中的数量分析部分主要由周小川承担。这项研究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丁宁宁说，15年后，将当年的研究结果和实际情况对比的时候，发现除了通讯、航空等一些技术进步较快的领域外，其他很多方面的预测和实际结果十分接近。李善同说，虽然预测的数字可能低了一些，但是带有方向性的问题，那时都提出来了。负责联系《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的鲁志强曾回忆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十二大决议提出翻两番的同时，还提了一个约束性指标，即“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而课题组的结论是，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出生，2000年人口总数最大可能是12.5亿，稍有不慎就会达到12.8亿。他们建议中央放弃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鲁志强说：“这个观点遭到不少人反对，几乎成了政治问题。”马洪要求课题组仔细斟酌结论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表述是否准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即同意课题组意见，并签发了上报中央的材料。后来，“12亿以内”淡出中央文件。2000年，中国实际人口数是12.6583亿。

　　1983年11月5日，中心组织召开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有1600多人参加。这真是那个年代的特色。新的概念、理念以隆重的方式大规模地宣传和普及。之后，中心又组织了两次讨论会。马洪、张寿、朱基、吴明瑜作为领导小组，十几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参加，从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家计委、经委、科委、社会科学院抽集一些人负责组织联络，出版《新的世界产业革命研究资料》，编辑《对策研究》。1984年3月，他们完成了《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究的汇报提纲》，提出如下意见：1.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采取特殊优惠办法。2.试办开发新兴技术产业的特殊区域和经济实体。采取灵活的价格政策；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发行股票、债券等；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开业，允许民办金融机构注册开业，允许国外银行设立分行、代办处。3.采取有限的适当的保护政策。4.健全法制。

　　不必再列举了，这些已足以领略技术经济中心的风格和成就。鲁志强说：“技术经济中心当年做的项目都是‘原子弹’效果的。”这是说它能量大，是一个既撒得开，又收得拢的工作网络。

　　中心不断地为财经小组、国务院决策提出有分量的建议，报告研究动向和阶段性成果。那是一个大家最关心决策的时代，也是有可能参与决策的时代，是决策过程科学化、民主化的时期。人说想领导之所想，马洪则说，“想领导之未想”，后人可能会称之为“御用经济学家”，甚至于包含贬义，批评其缺乏独立精神。他们有所不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在马洪这一代老派共产党员身上，所体现的其实是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情怀，是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他们的全球眼光、历史感、学识、国学基础、理论素养、人格修养以及对实际经济运行的把握，团结合作精神，组织运筹能力，远非今天的一些人所能想象和估计。后来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鲁志强说，搞政策咨询的人和学者不同，他们的目标诉求不一样。政策咨询人员要用最合适的方式，争取达到最大效果，将国家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要对国家负责，而不是自己扬名立万。不仅不出名，甚至要埋名。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地点从月坛北小街3号楼2层两间办公室开始，后来搬到中南海工字楼。张泽厚回忆起一桩桩有趣的事儿：“我们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年轻人多，有朝气。隔壁就是经济研究中心，没我们活跃，他们十分羡慕我们”，“每周六下午卖一次鱼，是中南海里打上来的白鲢，2毛5一斤”，“李善同是学数学的，孙尚清让她读经济学的书，她看不进去，躺着看就睡着了。她觉得，洋洋万言，也不知道说什么，而数学推导只用1-2页就全明白了。后来李善同也成专家了，还到中南海给政治局讲课呢”，“马洪有水平，刻苦。他中午不睡午觉，找人去谈工作。而年轻人中午都想玩儿”。朱嘉明也说：“那时管理宽松，我们可以夏天在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瀛台。”

　　马洪宽容，年轻人管他叫好老头儿，可也时不时地跟他较劲儿，提意见，吵架。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例会，马洪听青年们的意见。朱嘉明最记得，“争论。没有任何一件事不争论。马洪听大家争论。常务干事会上也是争论”。丁宁宁也提到过，“当时中心有一批各部委领导兼任的常务干事，常常把本部门的问题拿到中心来讨论。会议主旨报告后，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研究人员，都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讨论是无拘无束的，有时候争论起来也很激烈，甚至忘记了各自的年龄和身份”。程秀生说：“马洪属于老一代中开放开明的人。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我像你们这个年纪时，早从最高位置上摔下来了’。”当时程秀生还不明白“摔下来”是什么意思，问人家：“他怎么摔下来了？”后来才知道，马洪曾被指为高岗的五虎上将，30岁出头即从东北局秘书长的位置下来。鲁志强说：“马老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对世界一切新生事物始终保持着好奇和敏感。他把年轻人看作一群精灵稚气的孩子，以长者的慈祥，智者的包容，对待研究人员的一切。”

　　我发现，每一位当年技术经济中心的年轻人，对那些岁月都怀着美好的回忆和留恋。李善同说：“当年的中心有号召力，领导潮流。机构不在规模大小，不在办公条件，在于活力。”庞旁选说：“特别喜欢中心，特别舒服。一帮年轻人，有朝气，有见解，没有勾心斗角，那是个开放的气氛。”鲁志强还点出了一个事实：“今天回头看马老招收的这批年轻人，几乎是全部成才。一个机构一批人中总有成才者是常态，但一个机构一批人几乎全部顺利成长就值得思考了。”

　　如今，技术中心的创始人，马洪、孙尚清去世了，当年的年轻人也差不多是马洪那时候的年纪了。2008年3月9日，最早在中心工作的张泽厚、朱嘉明、皮声浩、许小年、李善同、程秀生聚会。不曾想，一个月后，皮声浩也因病去世了。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感怀、遥想。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03.20）

　　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承袭英国的教育传统，注重教学，注重人文学科，不搞研究工作。1810年，普鲁士教育部长威廉·洪堡则提出了大学教育改革的三条原则：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二者统一的原则；教育与研究统一的原则；科学统一的原则。洪堡不仅提出了大学改革的理想，还在他倡办的柏林大学中付诸实践，柏林大学成为德国新型大学的榜样，也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国际样板。

　　一般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开端。1873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银行家、教友派教徒约翰·霍普金斯去世时，留下了一笔当时价值7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遗嘱要求用这笔遗产，创办一所洪堡模式的大学。1876年2月22日，遵照他的遗嘱正式创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校首任校长丹尼尔·吉曼思想相当解放，率先在美国大学中设立了研究生院。美国历史上第一所研究院性质的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也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先成立的。这一新的发展模式，为美国现代大学的发展揭开了序幕，随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也群起效仿，建立起研究生院和医学、法学等专业学院。

但实际上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型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移植洪堡模式不同，1869～1909年执掌哈佛长达40年的查尔斯·艾略特，在上任伊始就指出“当美国新型大学降临时，它将不是一个外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植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和自然地结成的硕果。它将是美国受有优良教育阶层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现。它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因而是世界上无双的。”艾略特想要把哈佛大学建成一所既不同于英国大学又不同于德国大学的美国式的大学。

　　1900年“美国研究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的建立，在美国高等教育史和学术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该协会最初由14所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组成，目的是加强并标准化美国的博士教育。这14所大学中有11所是私立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康奈尔、哈佛、约翰·霍普金斯、普林斯顿、斯坦福、芝加哥、宾夕法尼亚和耶鲁；另外还有3所公立大学，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该协会的会员大学只能经邀请加入，后来逐步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有突出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水平的大学。创始会员之一的克拉克大学，由于主要任务转向本科生教育，而于1999年主动退出了该协会。另一创始会员美国天主教大学则因为办学理念与AAU不相容，2002年也退出了该协会。会员标准的严格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游学欧洲的美国知识分子不仅引入了研究型大学经典的洪堡模式，还一并带来的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成立，这是经济学领域历史最悠久的专业组织。创始人除了社会改革家理查德·埃利（Richard Ely），其他普遍在德国接受过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及其他德国历史学派年轻成员的熏陶和训练。由于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当时主张鼓励经济研究，特别是利用历史和统计方法，但仍鼓励完全自由地讨论经济问题。但对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偏好很快就发生了转变，1894年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第三任会长的约翰·贝茨·克拉克，推动了边际革命在美国的发展。1872年，克拉克先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和海德堡大学进修，后师从于德国历史学派领军人物卡尔·柯尼斯。但他与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结识，使其进入了奥地利学派。回到美国后，克拉克逐步完成了从效用论者向边际效用论者的转变，并提出了边际生产力概念与生产耗竭理论，研究出根植于边际效用的需求理论。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加上从英国传入和美国自发的理论，共同汇成了美国边际学派。克拉克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标志着现代经济学开始进入新兴的美国研究型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回美国执教的第一站是卡尔顿学院，托斯丹·凡勃伦成为了他的学生。美国经济学早期发展中的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倾向仍旧十分顽强，以1918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为标志，制度主义者在美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反对正统经济学、改革经济学教学内容、提倡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积极设计和参与各种社会福利改革方案的运动，史称“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 movement）。这场运动横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柯立芝繁荣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这近20年的时间内，制度主义经济学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说，制度主义者也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凡勃伦正是这场运动的旗手之一，其他领军人物还包括康芒斯。克拉克之子小约翰·克拉克，在制度主义运动初期也起过重要作用的。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成为了制度主义运动的两个主要基地，西蒙·库兹涅茨等人也卷入到这场运动中。

前言

　　坂野润治氏在他的《近代日本政治史》中指出“庆应三年十二月九日（1868年1月3日）的王政复古，大体上是由三股政治势力，在同床异梦的形态下完成的。第一股势力是雄藩的藩主集团（中略）；第二股势力是在明智维新研究中被称为“维新官僚”的集团，也就是代表所谓技术官僚的倒幕诸藩领袖；第三个集团是构成萨摩、长州、土佐等倒幕诸藩军事力量的藩士阶层”（1）。坂野氏的论断突出了武家在王政复古中的作用，这确实也反映了那段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他却遗漏了将这三股“同床异梦”的势力团结在一起的天皇。检视幕末维新的历史，无论在象征上还是实际上，天皇的作用都是不能被忽视的。

　　正如田中彰氏所指出的那样，日本自近世中期以降，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下，维持了200余年的幕藩体制发生了急骤的变化（2）。关注这一变化的大久保利谦氏《幕末政治与政治委任问题》（《史苑》20-1）中将阿部正弘以后的幕末时期的政治体制命名为“公武合体体制”。他提出，这一体制存在着三个特征，第一、朝廷（公）、幕府（武）和诸雄藩（武）这三股势力之间出现了政治力学上的平衡，幕末政治的激变正是无法保持这一平衡的结果；第二、此前的幕藩政治，是以幕府为顶点，将军与诸大名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幕末的政治中，他们的地位趋于平等；第三、在“公武合体体制”之下，幕府放弃了独裁的地位，通过与诸势力之间的横向联系，向着联合政权的向转型。而据于这个联合政权顶点的正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全无力量”的天皇。那么，天皇的政治权威为何能够在幕末凌驾于幕府之上呢?这中间的政治与思想背景如何？笔者不揣冒昧，想就这两个问题做一点初步的考察。

[美]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与9/11之路，张鲲、蒋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

2007年度美国普利策奖最佳纪实类图书

　　Economist.com 2月13日的每日图表主体题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但不幸的是犯了一个概率论上非常低级的错误。概率分布有连续和非连续之分，对于连续分布而言，密度函数的积分有意义，而其函数值没有意义。Economist.com想用面积大小来表示人均收入超过3900美元的人口比例（按2008年不变价格计算），应该用连续分布及其密度函数，那就不能标注Y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