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1日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日子，然而对近代史有些钻研的人想必知道，160年前的这天洪秀全等拜上帝教核心骨干，在广西金田县发动起义，举起了太平天国的大旗（据罗尔纲先生对起义日期的考证）。当然，7月和10月还将迎来另两个周年纪念，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另一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在这样的氛围下，恐怕不会有过多的兴趣去纪念金田起义，遥望出版界的新书榜单一眼便知。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纵横十数省，延绵十数年的天平天国运动（1851-1864，其余波至少又持续了十余年）绝对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绝对不要忘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八块浮雕中，就有一块刻画艺术再现了金田起义的场景。

　　关于政府工程项目的层层转包，很多所谓的体制、机制问题并没有说透。行政事业单位改制不彻底，是导致政府工程项目层层转包的重要制度背景。

　　这必须要从90年代中期说起。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企业改制和下岗分流，国企职工的命运一直是舆论关注的重点，但实际上行政事业单位也同样在进行改制分流。当时涉及到公共服务的诸多行政事业单位，包括房屋管理局、建设交通局、市容环卫局、园林绿化局等，都在进行改制分流。所谓改制就是成了公司，一方面对内承接政府指令性任务，另一方面从事经营性业务，包括吸收原先机关事业单位的许多三产和物业。所谓分流就是人员一部分留在政府公务员序列内，或者保留事业单位人员身份，其余大部分转为企业编制，进入新成立的企业中。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当然是通过“断皇粮”，减少政府经常性开支，因为在分税制改革后，尽管地方政府将钱袋子绑在了房地产上，但财政支出的压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企业职工与事业单位人员、政府公务员在待遇上的极端不平衡是改制分流的大问题，这一问题到现在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最突出的就是在退休金上的差别。事业单位人员比照政府公务员，它们的退休金标准要比取决于个人账户的企业职工高得多。如果企业效益不错，理论上可以保证分流人员的工作收入和社保缴费，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虽然这些事业改制企业通过承接行政指令性任务，但仍然没有彻底从财政断奶。职工待遇是无法和全额拨款制的行政事业单位相比的，公司的名字挂上去后要自负盈亏，大部分连差额拨款单位都不如。在经营困难的时候，财政则是能拖就拖，往往采用新项目来老项目的方法，这在工程领域就是行规。

　　改制企业承接下来的分流人员，由于长期待在机关事业单位，带有很浓重的计划经济意识，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导致改制企业难以和真正采用市场机制的私人企业相比。而且私人企业能干的事情，这些脱胎于政府、身份长期不明的企业很多都不能干。结果就是私人公司能做下来的单子，改制企业反而要巨亏。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我自己做，还不如分包出去。由此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量的分包和转包，另一个是内部大量雇佣外劳力。前者前者还能以项目管理费赚几个钱，后者除了省工资还能省社保，因为直到现在社保在户籍上仍然没有均等化，即使是正常为外劳力缴纳社保，外劳力综合保险的缴费金额也要比城镇社会保障要低得多。

　　11月4日，A380出现了投入商用以来最严重的一起事故。当天上午，一架澳洲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A380客机从新加坡起飞后不久一侧引擎发生爆炸，急降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所幸机上459人无一受伤。事后，澳航高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停飞这家航空运营商全部6架空客A380客机。很多人认为，这起事故对于A380的前景有重大负面影响，其实未必。A380是一种四发客机，单发空中故障或停车，对于全机飞行安全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于双发飞机来说，这意味着单发飞行，要受到所谓ETOPS（Extended Twin engine OperationS，即双发运行）规则的限制。

　　ETOPS要求在整个航线上不能远离沿线的任一备降机场多于相当于 60 分钟飞行时间的距离，以免单发失效时无法安全降落，所以太平洋上的越洋航线必须用四发。四发除了可靠性较好外，也不需要过分的备用推力以保证单发失效时仍然能够安全起飞和降落。四发的每台发动机只需要 33%的备用推力就可以补足单发失效时的推力损失，而双发就需要 100%的备用推力才能补足。后来ETOPS进行了拓展，从最早的757的ETOPS60，提高到767的ETOPS120，再提高到777的ETOPS180。波音 777 在一开始就获得了 ETOPS 180 的认证，并获得 FAA 的特别许可，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比如沿途备降机场因为天气或人为原因而关闭）延长 15%，达到 ETOPS 207。

　　 尽管在东南亚航线上备降机场比较多，即使满足ETOPS60难度也不大，但A380的事故反映出四发客机的安全冗余，如果移至跨洋航线四发客机对满足ETOPS的双发客机仍然有一定优势，不过采购和运营成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人口普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统计工作，对制定国家政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资源普查是最主要的普查类型，它们相互间隔进行，一般是一年准备和实施普查，一年整理普查结果和进行分析，所以普查部门几乎每年都有工作。绝大部份国家都有自己的人口普查计划，一般是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实施，而中国的人口普查更是由国务院直接牵头。与很多国家不同，美国的联邦统计部门不叫统计局，而且分成了两个单位，它们都在商务部下，一个叫做普查局，另一个叫做经济分析局（BEA）。中国定期发布宏观经济数据的工作，在美国实际上是由经济分析局来负责的。当然在英语中，census既可以指普查，也可以指统计，尤指人口普查。

　　接下来要讲中国的人口红利。今年是第六次人口普查，1949年建国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为195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而后者将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选举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人口普查最后得出的全国人口总数是601,938,035人，比一直说的四万万五千万要多出了1.5亿，比建国初期说的五万万也要多出了整整一亿。后面的人口普查不说了，直接谈第五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的零点是2000年11月1日，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20年，也是到了当初制定这项国策时考虑因时而变的节点了。几乎所有部门都认为，这次普查将得出中国人口超过13亿的结果，但是等最后公布数据时是129,533万人，其中大陆是126,583万人。

　　从那时起，人口红利何时消失的问题开始进入到学界的视野中， 政府虽然不可能不注意到人口普查的上述结果，但是真正进入到议题中还要再等三年时间。而当时的媒体显然还没有发展到如下的水平，在简单报道了人口普查之后，舆论很快就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地方去了。到了2003年，中国经济最终结束了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伴随着新一轮景气循环的不仅仅是投资膨胀和土地征用，而且是明显的民工荒。时至今日，吴晓波在他那本《激荡：中国企业三十年》中，仍然将2003年的民工荒作为一个重要时点，作为一位媒体人和财经作家，他恐怕也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2000年初冬的那次人口普查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低于了估测值，出现人口红利消失只是迟早的事情。2010年，当中国依靠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走出全球金融危机时，当第六次人口普查正在全国范围展开时，我们怎么能只想着有多少房子空置，而不认真想想人口红利的问题呢？

　　Norman Friedman是美国海军学院的著名学者，他对于海军装备的著作可以看作是美国海军的官方观点。今年10月，Norman Friedman出版了一本新书，Unmanned Combat Air System: A New Kind of Carrier Aviation（《无人空中作战系统：一种新的舰载航空器》）。美国海军正在研制多种舰载无人机，其中X-47B将发展成为航母舰载无人隐身攻击机，该机被意味深长地作为了该书的封面。

　　8月24日22时10分许，黑龙江伊春一架客机失事，这架客机隶属于河南航空，机型为巴西航公工业公司生产的E-190支线客机。在最近这轮大搞地方航空公司的浪潮中，河南航空也是通过收购方式成立的。其原名为鲲鹏航空，是由深圳航空和梅萨航空合资成立的，其中深圳航空占51%股权。2008年，由于梅萨航空申请破产，后改为了深圳航空的全资子公司。2009年11月，鲲鹏航空接受河南注资，更名河南航空。

　　这次事故对于河南航空的打击可谓毁灭性的。该公司以现在的名称运营还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现了如此重大的飞行事故。而且该公司的机队规模非常小，根本承受不了损失一架飞机和赔偿旅客的后果。表面上看，这次事件对于E-190非常不利，但是损失最大的却是与E-190有竞争关系的国产支线客机ARJ-21。原因很简单，因为河南航空的前身鲲鹏航空订购了100架ARJ-21，是ARJ-21最大的订购单位。一旦河南航空之后的经营出现问题甚至破产，这还未交付的100架ARJ-21就要告吹。ARJ-21订单如此依赖一些规模不大的小航空公司，现在的风险已经完全暴露出来，而本人早在去年就指出了这一问题。

这两天听闻重庆李道士的事情我一直在偷笑，当然并不是因为那个不知是否真的存在的女大学生，免得再被别人说成是人品不好。这个李一是沙坪坝的，两年前我站在重庆市内另一个区的山上。我们一行是为当地政府支招的，但是像我这样长着娃娃脸的，在这种场合下最好还是少说话为妙，看看周围的郁郁葱葱，体会下山上的空气清醒，自然有老成持重的会侃侃而谈的。谈及现在有钱的主真多，要不弄点高档会所，搞点高端会晤，整点高尚生活。再接下去当然就是于高山之巅坐而论道，政治经济之外顺带谈谈养生。对，就是养生。现在看来，李道士的那个缙云山绍龙观就有一处，哪怕就在重庆又何必移驾他山呢。至于要汇聚的那些精英恐怕早就视重庆为圣地了，每回恐怕都银票随身又何须烦劳再请。不似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之流过气的富豪，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又捐掉过半身价，不如我朝新贵阔气。至于“上海为什么留不住”的马云，守着神仙般的杭州不待，拜李道士为师现在又不承认，我等愚昧。另外，不知李道士一出，会不会坏了重庆的养生名声。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起来，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采取规模救市行动以来（包括临时性控股或接管部分濒于破产的私有金融机构）。就有观点认为，自由放任的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有的还去掉了“之一”），而社会主义这个“幽灵”正在悄然回潮，并举出诸如《资本论》多卖了几倍以致被迫再版加印之类的例子加以佐证。这种观点不仅在这些发达国家颇有市场，在中国更是被媒体所广泛传播，在民间更是有了“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79年资本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9年中国救资本主义”的说法。

　　这里暂且不说美国的问题，先谈谈欧洲的政府债务危机。如果你不了解二战后欧洲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欧洲的政府债务危机。实际上，欧洲的政府债务问题并不是第一次爆发，福利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导致过一次普遍性的政府债务危机，当然那个时候欧盟还远没有成立，欧洲共同体成员的数量也现在欧盟少很多，出问题的主要是西欧和北欧国家。众所周知，那次政府债务危机的结果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在政策上以政府放松管制、国企私有化等为特征。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对臃肿低效的公共部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私有化了大量国有企业和公共事业。法国显然没有象英国走得那样远，但也同样进行了一些私有化的尝试，例如把二战后收归雷诺汽车公司私有化了。应该说，出售国有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紧张，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福利国家带来的各种问题，因为当时欧洲已经渡过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人口自然增长也开始明显放缓。

　　三十年后，欧洲在老问题上载了更大的跟头，而且政府能够出售的国有资产已经不多了，承受国家信用评级调降和国债对付巨大压力的希腊，甚至还考虑过通过出售岛屿来融资。美国原本就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因此在州的层面上选择的是出售政府所有的一些不动产，例如施瓦辛格的加州就是这样。不过，有一个国家是例外，这就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然向公民提供着高福利，其程度之高是国人所无法想象的，这是很多所谓转型问题专家所不愿意承认的。经济大幅萎缩和高福利开支这两个问题在俄罗斯长期同时存在，结果福利改革始终困扰着叶利钦政府和普京政府，至今也没有圆满得到解决。所幸，俄罗斯有石油收入，而且自2001年以来所获颇丰，再加上普京用强硬手段将一些企业收归国有，在政府资产的总盘子上加了不少砝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采取和当年西欧国家相似的手法，通过部分私有化国有企业，例如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来获取资金解决国内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实在不足为奇。

　　有趣的是，在谈到中国的社保亏空时，政府一方面强调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另一方面则强调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中央国有企业形成的利润不仅多次充实社保基金，社保基金还通过在资本市场持有国有企业股份和债券获得收益，最后必要时还能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来为社保基金融资。当然，这最后一招说到底还是私有化国有企业，和当年欧洲国家做的，现在俄罗斯做的，没有本质区别，怎么看都不像是社会主义。其实，在发达国家救市政策最高峰的时候，就有分析人士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是去杠杆化和国有化，但是两三年之后就要再证券化和私有化。因为再证券化能够增加金融企业的资本规模，而政府投入的纾困资金迟早也是要退出来的。美国现在就在干类似的事情，被救助和接管的企业高管和股东也发不得这样做，因为只有政府股份退出去才能重新高额分红和发放奖金。而且基本上每一笔资金的退出，都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这部分钱最终回流到哪里去？我看免不了又要去为医疗改革买政府应该买的单。这怎么看也不像是社会主义，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是少妄言。

　　说起中央社会部，人们还是知其大端的，而对于中央调查部，则知者寥寥，有的甚或以为它由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中央社会部直接改组而来。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