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枫，密码传奇，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

[美]朱迪斯·本内特、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几乎前后脚推出了原书的影印版和中译本。随着本内特版《欧洲中世纪史》和福西耶版《剑桥插图中世纪史》（尚欠第三卷）中译本近年的出版，国内欧洲中世纪史研究领域又增添了两本重要的中文通史和研究专著。

罗伯特·福西耶（Robert Fossier），剑桥插图中世纪史（950-125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罗伯特·福西耶（Robert Fossier），剑桥插图中世纪史（350-95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在军史上曾经有许许多多的神话，这些神话不仅是官方舆论宣传的结果，也是传统党史或军史编纂学的结果。而黄琨先生的这本著作，从严谨的历史学研究出发，彻底破除了土地革命战争早期，暨红军初创时期的种种神话，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学术著作。

[美]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牛奶可乐经济学：最妙趣横生的经济学课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2007年2月13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曾在副刊登载专文，介绍康奈尔大学罗伯特·弗兰克教授的“经济学-博物学作业”，现在罗伯特·弗兰克教授和他学生们的这些“经济学-博物学作业”，终于以《牛奶可乐经济学》中译本的形式在国内出版了。

[美]杰瑞·琼·塞勒、威廉·阿斯托尔、罗伯特·格里芬、威利·拉尔森等，理解航天：航天学入门（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在一般人眼中，航天技术总是那样深奥神秘。近年来，随着国内航天热的形成，涌现出了不少航天科普读物，但这些书籍通常属于初级读物，靠浮光掠影和浅尝辄止绝无法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而且也不利于同相关专著形成必要的衔接。而《理解航天》这本书却将航天技术写得极其深入浅出，无法适应数学语言的读者完全可以将公式略去，并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和大致的理解，而打算进一步提高的读者则能从精炼的公式推导中获益良多。本书的几位作者均供职于美国空军研究院的航天系，使得本书的出版发行得到美国军方相关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其它一些曾参与本书写作的人士是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专业研究员，所以本书也是国际合作的产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威利·拉尔森（Wiley Larson），他是多本航天类书籍的作者。

　　自从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提出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后，一时街头巷尾、传媒舆论热议不断，好像脸孔这位长得实在有些像骷髅头标志的仁兄，已经成为了中国新一代企业家中的杰出代表。马云很牛吗？的确很牛。他曾经借员工的钱来给员工发薪水，现在的阿里巴巴集团也确实可以让他和欣赏他的人骄傲那么一小下。不过在我看来，马云肯定还不够牛。

　　阿里巴巴旗下有淘宝网和支付宝，但在全球范围内，eBay旗下的PayPal是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如果仅仅是这样比较，马云仍然有资格牛气冲天。PayPal的创始人是Elon Musk，2002年他在把PayPal卖给eBay之后，成立了一家叫SpaceX的新公司。该公司开始以全新概念研制低成本运载火箭，并且获得了NASA COTS（美国航空航天局商业轨道运输服务项目）的资金支持，甚至还参与到USAF（美国空军）和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项目中。

　　发动机是运载火箭最关键、最复杂也最昂贵的部件，SpaceX没有财力来开发大推力发动机，但是他们基于40年前阿波罗等于计划的成熟技术，研制出推力相对较小但可靠性较高的发动机，以模块化方式来实现高运载能力。SpaceX研制的“猎鹰”系列（Falcon）运载火箭包括“猎鹰”1（主要用于技术验证和和发射微型卫星）、“猎鹰”5（已被取消）、“猎鹰”9、重型“猎鹰”5（已被取消）和重型“猎鹰”9。

图1：“猎鹰”系列运载火箭

文/张军 （经济观察报2008-2-14）

　　尽管 “巴山轮会议”对政府处理1985年的通货膨胀的思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之后中国经济还是经历了1988年和1993年两次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有意思的是，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为正相关的关系在其他转型经济里很少出现过。例如，在俄罗斯和中东欧，总产出的下降与通货膨胀在经济实行自由化的改革以来一直并存。而在中国，1978-1993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始终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而在1993年之后，GDP的增长则又与通货紧缩并存。

　　频繁的通货膨胀和收放循环的那一段经历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个现象留给经济学家的却是一个理论创造的机会。我们知道了很多那个阶段的故事，包括“提前翻番”，也包括工资和消费基金的膨胀，我们也比较认同“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检验的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需要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会伴随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下降。

　　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是不容易做出的，它需要创新。它不仅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具有可以实证检验的性质，而且它要抓住相对重要的经验现象，且解释最好要是比较简单的。198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在经济学文献里出现了不少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循环的理论。的确，从早期的文献上看，大多数解释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论，主要是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消费膨胀，为什么国有企业存在追求投资扩张的冲动等。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循环现象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理论总体上还只是帮助我们认识了一些局部的和更零碎的现象。这些现象有用，但也许还不是比较重要的经验现象。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时候大多数解释通货膨胀循环的理论不过是在重复教科书上关于通货膨胀会由总需求的膨胀而拉起的基本原理而已。它们更像是已有理论的应用，而不是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很不容易。

　　一直到了2000年4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终于发表了一篇由多伦多大学的Brandt和Zhu署名的论文，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1981-1993年间通货膨胀循环的一个新理论。我认为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理论，因为这个理论试图去捕捉中国的现象对经济学可能存在的贡献机会。一个理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理论出现之前，我们暂且说它是最好的理论。而好的理论总是激发出人们去推翻它的欲望。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 “一个分权经济中的再分配：中国改革时期的增长与通货膨胀”（Redistributionina Decentralized Economy: Growth and Inflationin China under Reform）。作者在论文里给出了解释1981-1993年中国通货膨胀循环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

　　作者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的现象关联之上：第一，1981-1993年期间的通货膨胀总是与货币的增发联系在一起；第二，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总是伴随了产出的增长。那么，什么东西又使这两个现象关联在一起的呢？作者认为，是银行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creditdiversion）把以上两个现象关联起来了。

　　本来，银行信贷是政府控制的，怎么可能出现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呢？作者认为，这是分权的结果。由于分权化的改革，指令性的信贷分配不再奏效。进一步来说，即使有了信贷的分流，如果信贷总额在当年是固定的，那么银行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只会帮助解释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但并未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而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作者在这里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外生的东西，它使得信贷的规模不再固定。这个外生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就业保障和承诺，而这个就业保障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给定的，所以对于信贷的分配而言是外生的东西。

　　于是，解释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相伴的理论就出来了：分权化的改革越来越使银行的信贷开始向非国有企业分流。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国有企业，因此两企业部门的生产率的差，就解释了产出的持续增长；而政府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就业和福利待遇等（这个承诺是外生的），只能对国有企业实行补贴。由于分权改革造成政府财政补贴的能力下降，因此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货币创造来补贴国有部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每一次，只要政府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必然也只能控制信贷向非国有企业的分流。控制住了这个，货币创造的压力就释放了。这样一来，控制了通货膨胀，但也影响了产出的增长。而要增加产出，又必须再放松对信贷分流的控制，从而形成“收－放”的循环。

　　这个理论与通常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有一个不同。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的形成机理时，一般的理论都突出了投资规模的角色，认为是投资规模的变动引起产出的波动和通货膨胀。不过，这个理论在经验上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产出波动的时候，投资占GDP的比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动。而Brandt和Zhu的这个理论强调的不是总的投资规模，而是投资在效率不同的两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为了检验这个理论与经验观察是否吻合，作者估计了国有企业部门和非国有企业部门的 “净现金流”（net cash flow），它是企业的产出与所有非金融性投入（包括投资、社会福利支出等）的差额。用这个“净现金流”来衡量国有企业部门的补贴缺口。作者的数据发现，1983年以后，这个缺口越来越大了。

　　2005年，在 《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另外两位作者Feltenstein和Iwata把这个解释框架进一步推广到了1952年以后的中国的商业周期现象。他们的研究证实，在数据允许的1952年至1996年间，中国不断发生的通货膨胀是财政向地方政府分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地方政府不断获得的财政自主权经过一个传导机制，最后推动了货币创造，使货币供给常常失去控制，从而通货膨胀总是频繁地发生。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分权对实物产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财政分权却不利于物价的稳定。这个结论与上面我们所讨论的理论当然是“同出一辙”。

　　其实，这个理论也有助于解释1994年以后中国商业周期的变化。1994年之后，国有企业的布局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再加上1994年实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预算收入的比重，从而缓释了对货币创造的需求。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对地方国有企业的补贴能力，结果大多数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不得不被民营化。所以，在1994年之后，超额货币创造的压力没有了。这是中国在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消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人们总是在思维上习惯于把1994年之后的通货膨胀的消失和通货紧缩简单地归因于所谓“产能过剩”。但是，这样的解释无异于逻辑上的“同义语反复”。这好像是在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去定义什么是通货紧缩。这不是好的经济学理论。“产能过剩”的流行观点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1994年之后产能才过剩了，产能的扩张在1993年之前就持续发生了，并没能阻止通货膨胀的到来 （最后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发生在1992-1993年）。而且，没有理由认为1993年之后与之前产能的扩张就应该有本质性的不同。而事实是，在此之前的通货膨胀高发时期，产能也一直在增长。所以，从逻辑上说，产能扩张不应该是1993年之后通货膨胀远离我们的主要原因。解释中国通货紧缩生成机制的任何好的理论都要能够同时解释为什么曾经摆脱不掉频繁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解释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压力被解除的问题上，Brandt和Zhu的理论至少让我们去关注了更重要的现象。每一次的通货膨胀总是与中央政府的过多透支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中央政府在1994年之后把更多的财政收入集中在手中以后，一系列的事情就自然发生了变化：

　　首先，过去不断由中央政府的透支行为而推动的货币创造的机会就基本被控制住了；其次，地方的财力被约束之后，地方政府因为财力有限而不得不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从前政府保障国有部门的就业和福利的那个“外生的”承诺（社会契约）被动摇和瓦解了；第三，中央政府不断积累的财政收入显著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平衡和调控能力。特别是当中央的财力提高之后，可以在宏观总量上加大对于基础产业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投入，缓解瓶颈行业的约束。而且中央政府财力的大幅度增长，提高了中央政府对上游产业的收入或者价格的补贴能力，使得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下游的传导因为这个中央补贴的能力而梗阻了。而这些方面的变化与1994年以后中央与地方财税安排的改变，以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的精彩故事有直接的关系。要弄明白通货膨胀为什么离我们而去，我们更需要注意这些故事才是。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文/杨帆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8-14）

　　尽管1980年代全社会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改革的宏观环境却一直缺乏共识。

第一次通货膨胀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党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来的时候，仍面临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现实。因此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价格改革。
从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粮食、棉花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收购价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超购加价政策，扩大议价收购范围。但是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没有相应调整其销售价格，致使与农产品相关的副食生产销售严重亏损。继而在1979年11月，国家又提高了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的价格；并相应给予城镇居民5元/人、月的价格补贴。

　　同年4月，政府有计划地提高了煤炭、铁矿石、生铁、钢锭、钢坯和有色金属、水泥等产品的出厂价格；其中，原煤提价30.5%，生铁提价30%，钢材提价20%。而燃料、原料价格的提高，致使与此密切相关的下游产品和高附加值的卷烟、酿酒业等成本上升，利润逐年减少，直接影响到国家税收。在此情况下，于1981年11月，适当提高了烟、酒、竹木制品、铁制品、陶瓷制品和皮革制品的价格。此外，针对第三产业服务品价格偏低的问题，从1983年12月起，提高了铁路货运价格和水运客运价格。其中，铁路运价提高幅度达21.6%。

　　同期，中国农村改革在全国推进，包括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开放集市贸易等。不仅如此，经济体制改革还从农村向城市扩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以上多种措施的影响下，1984－1986年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涨阶段，1984年GDP增长率已高达15.2%。与此同时，物价水平也开始大幅攀升，零售物价指数从1984的2.8%跃升至1985年的8.8%。归结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成本推动，即价格改革的因素。这也是中国引入市场手段的制度成本。

第一次宏观调控

　　在集中进行价格改革的时期，如果不能控制总需求，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种因素同时推动物价上升，就出现严重通货膨胀。而且在总需求持续扩张下，价格改革必然因“比价复归”而失败。在1986年以后，我国就出现了各种价格之间的轮番上升，价格与工资的轮番上升，国内物价上升迫使汇率贬值，人民币贬值则提高进口品价格，以成本推动方式推动国内通货膨胀，出口大幅度增加则是总需求扩张的一部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

　　其实在1985年第一次通货膨胀时，中央就开始经济紧缩。198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尽管1980年代全社会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改革的宏观环境却一直缺乏共识，地方政府和企业总是倾向于高速度发展，无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都是如此；理论界的主流“经济自由主义”热衷于以发展促改革，忽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1980年代前期改革的成功，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的初步繁荣，大大鼓舞了改革派的信心。而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也只是凤毛麟角。当时我们所知道的，也仅仅是“总需求，总供给”而已，现在想起来，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预期”，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种“长痛不如短痛”，“价格闯关”的社会动员，抢购风或许就可以避免。

　　1986年3月，“七五”计划决定前两年调整。但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回落，许多人认为经济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五年计划第一年经济总是要涨，这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综上原因，1985年－1986年宏观调控无法到位。

二次通货膨胀与“价格闯关”

　　由于宏观调控不到位，1987年中国经济继续过热，增长率达11.6%，1988年为11.3%，预算外投资膨胀无法控制。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历史最高记录，各阶层群众产生通货膨胀预期。但此时，仍准备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结果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的导火索。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大家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大涨价即将开始，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凶猛的抢购风潮，在几个方面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广。8月中旬始大城市突起抢购风，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第二，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第三，盲目性大。消费者不是为消费，而是为保值，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问质量、不讲价格，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被一抢而空。第四，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心理。第五，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13%。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82.8%，电视机增销56%。第六，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活期增加1.7亿元。

　　8月30日。召开了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重提出“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原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五年左右时间”已修订为“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会议保证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价格改革这一关非闯不可已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深化改革的条件认识并不一致。其实，1988年9月份，居民存款只有3000亿元，并不构成抢购的原因。

再次调整

　　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后两年改革建设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1989年11月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1989年增长率降至4.1%，1990年3.8%。这次周期共4年，波动幅度7.8个百分点；上升1年下降3年。实际上这是改革开放10年以来，三次调整的总结果，终于结束了10年以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但必然导致经济过度紧缩，和理论上“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回潮。

　　1990－1992年中央进行全面的经济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到4%左右，而价格改革就是在总需求高度紧缩时自动成功的。其机制十分简单，动机十分朴素，就是经济紧缩了，企业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在中央政府同意下，取消了许多价格补贴，于是计划价格就变成了市场价格。到1991年底，中国80%以上的物价放开，基本上实现了物价市场化。此时价格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而是部分转化为企业亏损，大家所担心的居民储蓄，在3000亿存款规模的时候成为抢购的“笼中猛虎”，以后增加到十万亿，也没有再出过笼。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