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非学术性经济类图书出版市场中，宏观与微观两类著作的差异可谓泾渭分明。宏观这边，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似乎正在退潮，然而作者和出版人却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仍然意犹未尽，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也不管读者审美疲劳或者神经麻木，鄙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出版界的金融危机综合症。要知道，从《后天》到“后天的后天”（《2012》）上映也要相隔整整5年时间，而国内出版界恐怕每个月都要推出几本与经济危机相关的新书，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成“人祸总比天灾多”。相比之下，微观这边却波澜不惊，既看不到耸人听闻的标题，也闻不到“货币战争”的硝烟。但窃以为，仅从向普罗大众普及经济学常识的角度，目前不少微观经济学通俗读本，远较那些充斥和“投枪匕首”的金融危机读物要有营养得多（只有在讨论著作权的时候，本人才愿意将其中大多数称为著作），只不过少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但也不必担心“消化不良”甚至“食物中毒”。

　　康奈尔大学罗伯特·弗兰克教授的《牛奶可乐经济学》可以算是笔者所说的经济学科普著作的典型代表，截至目前在国内已经连续出版了三辑，其中涉及了生活中的大量经济现象。如果你能够忍受罗切斯特大学史蒂文·兰兹伯格教授古怪得令人有些发指的表述方式，他的《性越多越安全》、《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也是颇值得一读的。如果你既不喜欢前者的课堂味，也不喜欢后者的疯狂劲，也有其他的书籍可以选择，例如克里斯·安德森的《免费：商业的未来》和吉本佳生的《超级购物经济学》（请允许我将之分别简称为《免费》和《超级》）。

　　如果大家经常阅读经济类畅销书的话，肯定会知道这两位作者，安德森是当年引起一股风潮的《长尾理论》的作者，而吉本则出版过《在星巴克要买大杯咖啡：价格与生活的经济学》（同样也将之简称为《星巴克》）。经济学界戏谑自嘲的笑话不少，其中比较有名且又十分应景的一句是，“经济学不能让你避免失业，但可以告诉你为何失业”。如果要用一句话同时概括，我想大概应当是，“在你的消费过程中，经济学不能避免‘羊毛出在羊身上’，但可以告诉你为何能够‘羊毛出在羊身上’”。假使你还想再发挥一下，也可以把这句再演绎成，“经济学不能让你避免被剪羊毛，但可以告诉你为何被剪羊毛”，从而套用到本文前面鞭挞的那些读物或者毒物上。

　　吉本在日本有“企业防不胜防的敌人，消费者梦寐以求的导师”之称，这使得它的著作成为了日本亚马逊书店经济类榜首图书。现在，吉本也真成为了全职的消费者之友，因为他为了应付无穷无尽的文债，于今年放弃了在大学的教职。他的《超级》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星巴克》的续篇，所不同的是将矛头从星巴克、便利店、手机服务等拓展到了更广的范围。微观定价机制依旧是吉本解剖的重点，《超级》对厂商定价策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要更为系统。从某种角度讲，吉本的书天生就是为大众所撰写的，而对于已经深谙商道的成熟企业经理人来说，可能会因为觉得小儿科而不那么受欢迎。在这个意义上，从2001年就开始担任著名新商业杂志《连线》总编辑的安德森就要讨巧很多，他将免费视作一种能引领未来的全新商业模式。安德森认为，在20世纪免费是一种强有力的推销手段，而在21世纪它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总的来说，吉本只是要求读者或消费者认识这种商业手段，而安德森则站在企业的角度要求创造新的免费商业模式。

　　安德森关注的一些问题，在吉本的著作中也多有涉及，例如吉本和安德森都注意到大学教育问题。日本的大学体制与中国实际上比较接近，虽然有早稻田、庆应这样相当优秀的私立大学，但大多数国立大学的排名仍然相对更高，而且由于有大藏省的财政资助，其学费也要比私立大学要低许多。吉本给出的药方是提高国立大学的学费，然后在私立大学实行更有效的奖学金制度，甚至对通过国立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免除全部学费，从而能使私立大学能够与公立大学争夺优质生源。安德森则注意到了“免费课程”（开放课程）这种新的教育模式，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全球名校将大量课程放到了互联网之上，将其作为私立大学开展高等教育市场营销的一种有效手段，显然安德森要更为野心勃勃。这种野心肯定是受资本欢迎的，因此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对《免费》一书大加赞赏就不足为奇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享用了谷歌提供的大量免费服务，从网络搜索到电子邮件，从在线地图到图书扫描，从在线办公软件到手机操作系统，而我们中的一部分更享受着谷歌拆毁微软帝国的快感。

　　不过，安德森也并非第一个注意到免费商业模式的观察家。相比之下，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的《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可能是一本更为深刻的著作。归根结底，安德森谈论的毕竟是商业，这就难免要沾上些许铜臭味。尽管他也谈到了开源软件、维基百科这些案例时，但总让人感到味道不够纯正。而《维基经济学》已经超越了商业模式，更多谈论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易方式，笔者当时甚至对其下了这样的按语，“维基经济（而不是星期日义务劳动）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真正开端”。安德森概括出的直接交叉补贴、三方市场、免费加收费三种免费商业模式，既不是最近才有的。比如说进入Web 2.0时代互联网，在一些人看来本质上依旧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它与世纪之交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与按点击付费等新型广告模式结合得更为有效，让其能够支撑广覆盖和多元化的免费网络服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免费》和《超级》这两本书都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如果大家能够活学活用吉川的分析，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敬爱的出版人其实是在用那些高度吸引眼球的著作赚来的收入，补贴那些更有营养但不太能让读者心甘情愿掏腰包的书。当然颇为不幸的是，我仍然为这两本依然属上乘可读的作品统共支付了68元……

Louis Kaplow, The Theory of Taxation and Public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这是2008年的一本新书，是我已知较新和最好的一本税收和公共经济学著作。公共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税收理论又是公共经济学的传统重点。该书分为五大部分：一、基本框架；二、最优税收；三、政府支出；四、税收的若干专题；五、分配公平和社会福利。其理论性比较强，覆盖了主要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同时也综述了大量经典文献，其中包括Samuelson、Ramsey、Vickrey、Mirrlees、Becker、Arrow、Akerlof这样的大家。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或财政学高级教材（研究生教材），但相比该书的深度肯定是远远不及，因此对于提高公共经济学的。但建议学习过高级微观经济学后再阅读，但也不反对有兴趣的高年级本科生阅读。

　　在近现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有二：一是隔海相望的日本，二是边界漫长的苏联。就中苏军事合作而言，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北伐战争前，苏联在南方帮助建立了黄埔军校，并武装了最早的国民革命军，鲍罗廷、加仑等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为大家所熟知；在北方则武装了冯玉祥的部队。由于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发动反共政变，以及中苏在中东铁路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1927-1932年两国官方关系严重恶化。同时，苏联转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两国军事合作以这种特殊方式继续存续，这是第二阶段。在抗日战争初期，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中苏又恢复了官方的军事合作，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志愿航空队。卫国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不断介入，使中苏军事合作再次淡出。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很快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苏两国政府迅速发展了全面的军事合作。这也开启了中苏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直到60年代初中苏交恶才告终止。

　　近年来，沈志华、李旦慧、杨奎松等学者，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变迁著述颇多。例如，他们2007年出版了《中苏关系史观（1917-1991）》一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其中中苏军事合作当然是不能回避的话题；而杨奎松2008年出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则对北伐战争前中苏德军事合作亦有颇多涉及。在中苏军事合作的第四个阶段，就是1950-1960年这整整十年，也已有了大量文献。这些著述中，沈志华和李丹慧的新作《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以下简称《见证》）可能是最新的一本，也是比较特殊的一本。其突出特色是“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首创的，它要求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作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传统的口述史虽然脱胎的一般的回忆录，已经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但是采访对象由于记忆的不完整常有讹误，而且难以避免带有鲜明的个人主观色彩，甚至存在对史实的故意隐瞒或曲解。而批判口述史学则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利用现存档案和口述实录的相互校验，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原貌。

　　50年代中苏关系的亲历者多已老去，其中许多都早已不在世了，因此对于这段口述史料的收集和利用十分紧迫。但由于口述史的某些特殊性和敏感性，此类文献的出版并不十分容易。《见证》实际成书于2006年8月，但直到近期才得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就反映了这一特点。《见证》的采访对象是王亚志同志，1946年2月后长期在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作参谋工作，50年代在彭德怀办公室任军事参谋（秘书），60年代又在周恩来办公室任军事秘书，后任总参作战部副处长。在50年代后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前，彭德怀先后担任志愿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一直处于中苏军事合作的前沿，因此王亚志同志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当时不同级别的保密材料。当然在1957-1960年，王亚志同志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对50年代后期中苏军事合作的了解程度可能稍显不足。不过，此时的南京军事学院也深受苏联军事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和正规化过程中，苏联起到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两位参访者和整理人之一的沈志华，多年来不仅在中苏档案发掘和整理上作出了许多贡献，其本人也有一定的军事经验（曾经服役于海军航空兵），这进一步增加了本书的严谨性（当然若干细节仍有少许问题）。

　　50年代初，就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而言，中苏之间有三次大的军事合作：第一次是在新疆，第二次是在华东，第三次是在朝鲜。实际上早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中苏军事合作就已在解放大西北和进军新疆上展开了。而直接指挥上述行动的正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王亚志同志当时在中央军委的工作以及后来长期跟随彭德怀，使其回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当时，中方出钱租用苏联航空公司的45架里-2运输机，将第6军军直机关和第17师（炮兵除外）运抵迪化（即乌鲁木齐）。这次空运在中国军队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苏军事关系史上也是唯一的。但王的回忆仍未提到，也尚无其他资料披露，中方为此究竟支付了多少运费。至于在华东和朝鲜，苏联航空队和高炮部队参战的史实已广为人知，不过在《回忆》一书中仍有较新或者比以往表述得更清晰的内容，例如明确了苏联空军始终没能进驻朝鲜的原因。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真正进入朝鲜境内参战的只有苏军高炮部队。实际上，早在1951年4月就计划苏联空军进驻鸭绿江以南、平壤以北的4个机场，但是美军利用其强大的空中优势，使中朝方面的机场始终没能修建起来。

　　《回忆》全书的重头戏当然是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尽管大部分装备都是苏军已在逐步淘汰的二线装备，但它们的陆续到位不仅大大缓解了朝鲜战场上军事技术劣势，更使驻扎在国内的解放军能够彻底改变多年来装备杂乱低劣的窘况。1949年底，解放军总共编成了23个兵团70个军，作战师数量超过200个。1951年1-2月和5-10月，苏联先后向中国供应了96个师的装备，再加上国产仿制装备的逐步列装，以及原有作战师的撤销和改编，到50年代中期，解放军基本实现了陆军装备的苏式化。空军引进苏联装备更早，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期间，就订购了第一批424架。1950年1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又使用第一笔苏联贷款订购了340架飞机。除了直接订购外，驻华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还向中方作价移交飞机。例如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派驻的13个航空师中，除1个师的装备移交朝鲜外，其余都移交给了中国。虽然其中7个师是落后的米格-9，但作为补偿后又无偿提供了372架米格-15。经过3年朝鲜战争，年轻的中国空军拥有了规模较大的喷气化歼击航空兵。

　　海军得到苏联装备相对较晚，中国由于资金紧张无力购买大型舰艇，即便最初计划引进的少量装备也无法一步到位，而且朝鲜战场对陆战和空战装备的需求也压倒了近海防御和收复岛屿的需求。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1950年8月海军拟定了三年（后改为五年）建设计划，并且提出了著名的“空、潜、快”建军思路，即重点引进和发展海军航空兵、潜艇、鱼雷艇。但直到1953年1月27日，斯大林才答复于第一季度向中国提供海军装备，这也是苏联第一次大批量向中国海军提供武器装备。1953年6月4日，中苏两国才签署了著名的《六·四协定》，中国开始成体系地引进苏联海军装备和技术。客观地说，苏联确有基于国家利益的某些政治考虑和商业头脑，但其海军实力同样也不像70年代以后那样强，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所说的飞机、潜艇、快艇之外“最新的最秘密的东西”，例如先进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苏联自身也不多。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需要政治支持和海军换装升级，由此才加快了中国提供海军装备的步伐，但核潜艇、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也成为中苏分裂埋下了伏笔。

　　1959年2月4日，中苏两国签署了旨在向中国提供更多技术装备的《二·四协定》，但到1960年7月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实际上，苏联的“突然变卦”并非是没有预兆的，1959年6月苏联就开始单方面暂停执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主要是针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但很快也影响到《二·四》协定。而沈志华和李丹慧根据近年来发掘的俄国解密档案指出，1959年6月之后，中国还在向苏联要求派遣新的军事顾问，并要求将已经在华工作的137名军事专家延期两年，仍然试图把从莫斯科得到的军事技术援助提高到最大限度。虽然各主要军兵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苏联“撕毁合约”的影响，但影响最深的可能要数核武器和导弹武器了，当然日后中国在国防尖端技术中成就最大的恐怕也是以“两弹一星”成果为代表的上述两个领域。在中苏两国在核武器和导弹武器方面的合作《回忆》一书没有太多的涉及，除了王亚志同志在合作高峰期的1957-1959年不在总部机关工作外，有关合作的高度保密性恐怕也是造成上述记述空白的关键。

　　在师从苏联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适应，这在彭德怀本人身上也有所反映。在二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彭德怀曾多次亲自操炮，但在朝鲜战场上对依据图上坐标间瞄射击，实施步炮协同和徐进弹幕仍不能很好理解，直到获得良好作战效果后，才完全信服苏军条令的科学性。当然笔者认为，其中可能有原因。曾就读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早在1942年就翻译了苏军《合同战术》，抗日战争期间留苏并直接参与卫国战争的刘亚楼，则将更多苏军理论带回到国内，解放军高级将领对苏军理论的认识是有很大不同。另外，我军长期缺乏精确的军用地图，不适应按地图进行部署和实施作战。更多的不适应则在军队建设中出现，是否采用征兵制、薪金制、军衔制也成为了军队建设的矛盾焦点。但这里面既有学习者的原因，也有教授者的原因。由于照搬苏军条令，1956年全军受到惩戒的士兵达10万多人次，其中多数惩戒处罚不当。因不堪忍受惩罚，全军士兵逃亡4000余人次，自杀400余人。因官兵矛盾激化，开枪开炮行凶事件55起。苏联顾问极力想在中国军队推行一长制，虽然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苏军和解放军政治干部的地位和职权是不一样的。关于一长制最终演变成了党内政治斗争，尽管彭德怀并主张或支持全部接纳一长制，但在庐山会议期间后对其的不公正批判中，曾有一长制的意向和举措还是成为了罪名之一。

　　口述史的特点是局部化，但局部会使我们对历史的整体历史空洞化。在建国60周年之际，回顾建国第一个十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之间那段重要历史，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国防工业作为工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而苏联技术和苏联专家所起到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对于那些对军事历史兴趣不大的读者，同样也可以从书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公务员考试热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年头了，在今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素有铁饭碗之称的公务员再次受到了追捧。根据张亚群的观点（《书屋》2005年第1期），从隋朝绵延千余年到1905年寿终正寝的科举制度，实际是选材考试和选官考试合二为一的制度。科举制度废弃后，选官和选才两大功能便告分离，然而自1977年回复高考以来（见新片《高考1977》），分别承担上述两大功能的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却相继在各自的领域内狂飙突进，着实让国人叹为观止了。在老百姓眼中考取公务员即是谋得一官半职，因此即便是大学生到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作，也被人们按照“官本位”的模式称为所谓的“村官”。十分有趣的是，就算今人经常说的所谓“秩序”一词，其中的“秩”字在古文中还有俸禄和职级的含义，也沾了那么一星半点的“官气”。然而在中国行政制度史的概念范畴内，在“官本位”形成之前其实还有一重要的“爵本位”。

　　如果撇开甲午战争后五十年中的腥风血雨，我们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基本上是恒定的，即日本在地理上和我们“一衣带水”而在文化上和我们“同文同种”。从中日交往的历史来看，自三国时代至近代之前的一千六百余年中，日本作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中的一员，在不断学习中国的过程中发展、成熟。因此，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认为，中日两个民族在历史、文化和精神上是非常接近的。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当中亦有体现，尤其是针对前近代日本的研究，我国学者几乎无不侧重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输出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引入。可这样的研究解释却不足以解释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日这两个渊源如此深远、文化如此相近的国家，为何会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对于这个困扰了中国人百有余年的难题，如果研究者专将视线集中在日本近代以后的历史上的话，是难以求得真实可信的答案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日本的历史文化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即便在日本存在所谓近代的“突变”或“飞跃”，也必然是在前近代日本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只有通过对日本历史全面、深入的研究，今人才能揭示近代以后日本的发展轨迹，才能更好的解答这道难题。可国内普遍存在的对前近代日本的文化优越感和近代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痛，使国人常常难以克服主观情绪，对日本的历史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而国内的日本史研究者对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也鲜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日本史研究上，长期重古代、近现代而轻中世纪，重中日关系、抗日战争而轻日本国史的失衡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透过中日以外的“他者”的视角来考察日本的历史，不失为是一个另辟蹊径的好办法。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在海内外享有高度评价的康拉德·托特曼著《日本史》（第二版）恰好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本书原是美国“布莱克韦尔世界史”丛书中的一种，撰写本书的康拉德·戴维斯·托特曼（Conrad Davis Totman）是美国一位研究日本早期近代（Early Morden，这个词在日本史学界的对应概念是“近世”）的历史和文化的知名学者。他于1934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郡康威镇上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托特曼的学术生涯始于马萨诸塞大学，因为从小就爱好园艺，所以他选择了装饰园艺作为自己的专业。然而，令托特曼感到失望的是，他在马萨诸塞大学并没有学到想要学习的东西。于是托特曼在1953年大学毕业之后，作出了一个决定自己未来方向的决定—投笔从戎。从1954年6月开始，作为陆军医疗分队的一员，先后在韩国和日本服务了3年。正是在这三年的服役期中，更确切地说，是1955—56年在东京的那一年，让托特曼头一回领略到了日本文化的魅力，并激起了他对日本的学术兴趣。退役回国之后，托特曼先是重返母校，改投历史专业。毕业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深造，凭借一篇研究德川时代政治史的精彩论文，在196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托特曼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直到1997年以名誉教授的头衔从耶鲁退休。

　　在美国的日本史学者世系中，托特曼是战后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即第四代学者中的中坚之一。他著述颇丰，除了这部《日本史》外，还撰有《德川幕府的政治：1600-1843》、《佩里之前的日本简史》、《日本近代林场的起源：秋田的个案》、《早期近代的日本伐木业》和《早期近代的日本》等代表作。以1985年出版的《日本近代林场的起源：秋田的个案》一书为标志，托特曼的研究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他的研究重点是江户时代的政治史，而在此之后，他开始采用社会生态学（ecological）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也从江户政治史扩展到了近世和近代的日本林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的是托特曼在2005年推出的，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全书分为三编、二十章，总计80万字，涵盖了从公元前8000年到21世纪，日本列岛上上人类活动的历史。本书是托特曼一生学术成就的集大成之作，社会生态学对生物群落（biocoenosis）与群落生境（biotope），即生态系统(ecosystem)的关心在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人类中心生物群落随意扩张开发建立起来的那些区域，以及人类对陆地和海洋其他区域正在进行之中的伤害，破坏着陆地和海洋区域的生物出产，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摧毁着物种与生物群落……我们生态状况的这种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对生活的生活的展望，迫使我们对自己的历史记录重新审视。正式这样的考虑，使得我撰写了这本书”。就是说，托特曼写的并不是一部普通的日本通史，而是一出日本列岛上人类与环境互相影响，共同演变的活剧。也正因为如此，作者淡化了日本的特殊性，突出了日本社会与人类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共性，强调了环境和资源对生产方式、人口增长的历史变化以及社会结构、权力转移和文化生产的决定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路，作者对日本的历史作出了独树一帜的分期—早期采集渔猎者社会、晚期采集渔猎者社会、分散农业社会、强化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具体阐述五个时期的时候，托特曼基本上都是从环境、资源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的。不仅如此，他在书中还一再强调了资源获取在日本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与美国日本史学界的前辈学者乔治·桑塞姆（George Sansom）的三卷本《日本史》和经典的四卷本《剑桥日本史》相比，托特曼的《日本史》在讨论历史事件的细节方面肯定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但它的优点也是不容否认的。这部《日本史》为不了解日本历史的普通读者建构了一个从史前时代到21世纪的日本历史的全面而又易懂的框架。正如某位美国读者所评论的那样，在三部《日本史》中，托特曼的书是“最有趣、最易懂和让人享受的一部”。具体地来说，托特曼对江户时代和近现代日本社会的论述是全书最具功力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托特曼在江户时代方面学殖深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近现代文献的丰富和相对易懂有利于美国学者发挥他们善于学理分析的优势。尽管如此，托特曼的这部著作也并非全无问题，特别是为了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他在行文和引用当中，对某些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专有名词进行了改写，对头绪繁杂的历史事件也做了简化和省略。这或许有助于西方的普通读者的阅读，但对从事日本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来说，却反过来增加了发生误读的可能性。然而，暇不掩瑜，诚如《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中的一篇书评所写的：“学生和普通读者们一定会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获益”。

　　至于本书的汉译工作，能将一部80多万字且内容庞杂的日本史专著翻译完成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不仅如此，王毅博士的译文不但文笔流畅而且通俗易懂，足见他在翻译过程中所花费的心血。若非如此,势必要增加中国读者阅读此书的难度。然而，不得不提的是，译文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历史方面的“硬伤”，比如，在第88页的第14行，译者将藤原北家错译成“北房”，另外，在第205页的第8行将“杂贺”误译为“西鹤”。除此以外，将作者引用的日本史料按英译原样译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读者的理解。

　　总而言之，这并不是一部适合中国普通读者阅读的日本通史，在这方面，本书的作用或许尚不如约翰·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一书。但托特曼的这部大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美国学者使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从整体上解释日本历史发展轨迹的成就。为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日本、看待中日关系提供了参照系。为此，我衷心地向各位读者推荐这部不凡的《日本史》。

　　一个多月前中国刚刚创设了一家新的智库，这就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从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上退休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出山担任中心的理事长。从人事安排上看，国经中心难免还要遭到“养老院”、“挂虚职”之类的诟病，但形式上仍然汇集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等不同来源的人员。明显得到高层支持的国经中心也绝对不会像一些民间研究机构那样，长时间处于无课题“空转”等米下锅的状态，第一轮便获得了多达19项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波、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谈到智库，特别是国外著名智库，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兰德公司作为国际标杆，往往也成为衡量中国智库发展水平的对象，想必刚刚成立的国经中心也不会例外。

　　尽管兰德盛名在外、地位显赫，蜻蜓点水谈及兰德公司的书籍委实不少，但国内以兰德公司为讨论和研究对象的著作却并不多，相反偏见和误解却非常普遍。在我看来当不致如此，关于兰德公司更多的材料恐怕更多地被写入了内参中，平头百姓自然无法看到。另外，尽管兰德公司现在建立了非常完备的官方网站，通过网站能够查阅到关于兰德公司及其研究成果的大量信息，但在网络不甚发达的年月要凭借有限的资料，对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兰德公司展开评述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2008年是兰德公司创建60周年，对中国人来说整好一个甲子，阿利克斯·阿贝拉（Alex Abella）的《理性的战士》（Soldiers of Reason）在美国出版，早年以出版批判阅读书籍而闻名的新华出版社迅速引进和翻译了这本书，并根据市场运作的需要改名为《白宫第一智囊》来增加些许噱头，还在封底加上了有些揭秘猎奇色彩的评语——“第一部关于美国政府头号智囊兰德公司的秘密历史”。为了尊重新华出版社的良苦用心，在评述此书时本人还是决定使用中译本的新书名。

　　其实对兰德公司的公众偏见在美国也十分常见，虽然美国人可能不会像苏联《真理报》那样，在冷战期间将其称之为“科学与死亡的研究院”，但由于兰德公司非常深入地卷入了越南战争，加上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的讽刺作品《奇爱博士》，兰德公司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早在1948年创立时，兰德公司的宗旨就宣示为“促进和推动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在防务上无节制烧钱的时代结束了，兰德公司终于能够放开手脚，凭借其储备的各类专业人才，将研究领域拓展到能源和环境、医疗和卫生、交通和基建、人口和老龄化、劳工问题、儿童政策、毒品滥用、社会正义、科学技术、教育乃至艺术上，而并非完全集中在国家安全、国际关系、恐怖主义等传统强项上。只不过人们似乎总是对那些影响社会福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生兴趣有限，还是会将注意力集中到兰德公司那些有更多隐秘色彩的研究项目上。仅以经济学家而论，获得诺贝尔奖的萨缪尔森（1970）、阿罗（1972）、库普曼斯（1975）、西蒙（1978）、舒尔茨（1979）、托宾（1981）、德布鲁（1983）、索洛（1987）、马克维茨和夏普（1990）、科斯（1991）、贝克（1992）、纳什（1994）、维克瑞（1996）、赫克曼（2000）、史密斯（2002）、奥曼和谢林（2005）、菲尔普斯（2006）都曾接受过兰德公司资助或者在兰德公司供职，最新的一位是2007年的赫尔维茨，但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到底搞过哪些与“杀人”有关的研究，而电影《美丽心灵》干脆将纳什在兰德公司的经历描绘得神乎其神。

　　从这个角度讲，《白宫第一智囊》这本书也不能免俗。这远远不是一本厚书，但直到第六部分的第23章（最后一章）才谈到了一些兰德公司的新变化。兰德公司已经越出美国开展业务，如果说在英国剑桥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设立分支机构仍然算是建在盟国的话，那么2003年在卡特尔的多哈建立办事处意义可能更为明显。受卡塔尔埃米尔的邀请，兰德公司开始重新编写该国的教科书，意图建立起温和的伊斯兰教育品牌。但在本·拉登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严重，这无疑又是美国荼毒伊斯兰年轻一代的确凿罪证，或者成为“中国不高兴者”能够借题发挥的绝佳素材。从积极的方面看，《白宫第一智囊》的作者将兰德公司的新尝试作为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并且为作明确倾向性的结论。作者认为兰德公司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原因就潜藏在其曲折的发展历程中。而在外人看来五角大楼养着的兰德公司，其走过的道路怎么都应该是平坦宽阔的康庄大道，只是在具体课题上免不了磕磕绊绊一下，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兰德公司与五星上将阿诺德的提携是分不开的，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就是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如果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在19世纪后半叶奠定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根基，那么冯·卡门在题为《通向新地平线》的著名报告中提出建立一所不招收学生、只为军方开展研究的学院，则已经勾勒出后来兰德公司的概念轮廓，尽管后来兰德公司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生院。阿诺德的另一名顾问科尔博姆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副总裁雷蒙德的特别助理，而道格拉斯本人与阿诺德又是儿女亲家，于是兰德公司的前身研究和开发计划（Research and Devleopment）花落道格拉斯在中国人看来会是典型的裙带关系使然。福特基金会的出资使兰德公司能够脱离道格拉斯公司的母体，更方便地从空军获取与后者有竞争关系的承包商的资料，但不断膨胀的兰德公司花了更多时间才挣脱空军的束缚。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出身又兼为职业经理人的麦克纳马拉在肯尼迪的支持下，将戏称为神童专家组的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带到五角大楼和白宫决策圈，却使其与空军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化。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兰德公司的研究使国防预算分散化了。

　　1967年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已经越陷越深，不再享有空军无限制资金支持的兰德公司计划更广泛地介入公共政策，意图纠正在过去20年中越走越偏的发展道路，并转向非政府渠道寻求更多资金支持。尽管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理想为其创造了机会，但转型中的兰德公司仍遭遇到重重阻力，在约翰逊总统支持下成立的城市学院虽然采用的是典型的兰德方法，却阻挠兰德公司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直到与纽约市结盟之后，兰德公司这个军事智囊团才终于能够以合法的姿态将业务扩展到社会研究领域，纽约市—兰德研究员为其实现民间和军事项目的平衡铺平了道路。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80年代里根总统的上台和冷战进入最后的疯狂，使兰德公司在其传统强项上依旧可以大展拳脚。

　　到目前为止，中国智库型研究机构，无论是官方背景的还是民间发起的，以兰德公司的发展阶段而论都才刚刚起步。国内智库在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方法创新上面临压力的同时，或许仍在遭遇兰德公司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的那些困境和迷茫，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制度性难题。《白宫第一智囊》尽管只是一部不太完善的简史，难以让读者一窥兰德公司的究竟，仅一个兰德公司也不足以反映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政府决策咨询的全貌，但对于成长中的中国智库型研究机构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美]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与9/11之路，张鲲、蒋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

2007年度美国普利策奖最佳纪实类图书

[美]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牛奶可乐经济学2：行为经济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美]尼古拉斯·卡尔，IT不再重要：互联网大转换的制高点——云计算，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

　　描述新一轮互联网浪潮的著作已有不少，其中非常出名和出色的一本是《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2007）。作为这轮互联网浪潮中大红大紫的明星企业，谷歌已经拥有了多本关于它的著作，例如去年在国内出版的《Google是如何控制世界的》（伊克比亚，2008）。《IT不再重要》虽然没有将谷歌作为唯一的案例，讲述的确实谷歌近两年来不遗余力推广的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并将其看作是互联网大转换的制高点。

[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实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2008年11月5日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民主党人贝拉克·奥巴马击败竞争对手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成功当选，同是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奥巴马的当选不仅终结了右翼保守派对白宫的统治，也终结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右倾的时代，美国政治在长期右摆之后将开始左偏。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的《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实力》成书于2004年，正是小布什成功连任的那年，但作为对美国保守派的深刻解读，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阅读无疑具有独特的意义。而两位作者作为英国人，也可以使我们获得某种更为可观的视角。此番败选的麦凯恩对本书的评论是：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敏锐、独特而富有洞察力的美国政治图景画卷，无论同意本书的论点与否，你都会发现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严肃而富有思想性的分析，从而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如何有这样一种政治的。麦凯恩一贯被认为是共和党内的温和派，比较类似于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而绝非迪克·切尼或者卡尔·罗夫这样的人物。正是出于争取保守偏好选民的考虑，麦凯恩冒险选择了萨拉·佩林作为竞选伙伴，这被很多人看作是其失利的重要原因。